珠海金湾机场曾经叫三灶机场，三灶和那里的直线距离不到五公里。即便如此，从全国各地来珠海的人，绝大多数被“机场快线”接到市区或者澳门去了，甚至很少有人会从三灶路过。这个小镇虽然守着一个所谓“国际机场”，却丝毫不见“国际”的踪影，甚至来回起降的飞机都不会在这边留下噪声。人们在这个四面被山环绕的小地方，就好像在世外桃源一样，尽管洞口就在不远处，但没人进来，也没人出去。
前几天，我得到一个去上海面试的机会，面试要进行三轮。老板十分开明，给了几天的假，让我不要考虑时间问题，专心致志。机会来的很匆忙，我几乎是上午得到了消息，下午就启程了。在小镇呆了仅仅两个礼拜，但大城市的生活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我也因此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从小镇一下子跨入超级大都市是什么感觉。
一百块钱在三灶，正常用可以花一个星期；但是在上海，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来，一百块钱就没了。在三灶，坐最贵的摩的，横跨镇子，只要四块钱；在上海，出租车起价十四。在三灶，大飞租的镇中心三室一厅的“豪宅”只要一千块一个月；而在上海，同等地段一千块也许只是一个床位。在上海一碗面的价钱可以在三灶吃上一顿大餐。因此当我仅仅用了两个半小时从三灶飞到上海的时候，迅速瘪下去的钱包是第一件让我极其不适应的事情。似乎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对于上海市民的精明总是有着不一而足的评论，但是我要说，高水平的物价让我脚一着地就立刻变得精明起来。
高物价未必会带来高水平的生活体验，却一定会让人在压力之下变得现实。在上海逗留的两天时间，我见了W姐。W姐工作五年，月薪一万五。这个数目在我看来算不低了，但她仍然时刻感受到压力：年景不好，公司裁员如果裁到自己头上该如何应付；还没要小孩，如果要了一个月怎么也得一万块钱养起来。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房子。W姐跟我说，现在小伙子想在上海结婚，怎么也得有房子吧。没房子？谁跟你啊！虽然我极度讨厌这种不理智的假设——这意味着如果我想在上海混下去，就必定单身一辈子（苦笑），但W姐耸耸肩：这就是事实。W是个很自立的姑娘，早年也是留学欧洲。她本是那种只要遇上对的，没房也能嫁的人。“但是环境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你想象不到它多有力量。”W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我就想不明白，当年在欧洲的时候不也是自己租房子住么？大家都这么住，怎么了？可是一回国人家就问你，哎，买房了没？一个人问不要紧，关键人人都这么问，谁受得了？”她跟我说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她的一个同学，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年的姑娘结婚了。婚后女方逼着买了房子，男女双方家里各出二十万作为首付，房子写女方名，月供男方供，一个月九千。可这男的一个月工资也就八千多，没办法只好又去打双份工。最后终于紧张的弦绷不住了，两人离婚。“对不起你刚来面试我就跟你讲这么多黑暗的东西，但是人不现实就像生活在云里，抱着吉他唱歌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倒是觉得，听一听W姐的一些经验能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多一个维度的观察，至少让我知道今后万一有个愿意在上海和我租房结婚的姑娘我该如何珍惜（再苦笑）。我曾经用大城市人的逻辑和一个女孩抱怨大城市男孩生活的苦难：“至少你们不用买房子。”结果人家一句“你们还不用生孩子呢！”就把我顶回来了。
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和另一个东北朋友聊找工作的事情。他在北京，本来在家乡看好一份工作，做的东西自己很喜欢，只是工资稍低一点，一个月三千。给我的感觉是，如果纯粹是让他自己选择，那么这个工作他一定拿。可是和他同专业的学长，同学，朋友一毕业眼睛都盯着“北京户口”和“月薪一万”。慢慢地，“北京户口”和“月薪一万”就成了他们那个圈子衡量成功的标准。找一份工作要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好工作。他隐隐觉得其中有点什么不对劲，但却控制不住自己，毅然放弃了那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头扎到北京那雾霾与沙尘中去。
在小镇上，人人都知道，不该去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不这么做。年轻人抽着同一个档次的香烟，喝着同一种价位的啤酒，住着同样由工厂提供的宿舍。餐馆价格都差不多，没人张罗买房子，没人张罗买车。在这里，能骑一个电动自行车已经是高端，如果有摩托车更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如果在三灶你听说一个人拿着两千块的工资去供两千五百块的房贷，大家一定觉得：他疯了。大城与小镇显然有着两种不同的环境，如此看来似乎是小镇更让人心平气和，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
三灶处处都能让我想起十年前自己的家乡——许多东西现在的大城市已经很少见了，比如说标语。三灶的标语很有些陈年的气息。比如：
“肺结核如果发现的早，九成是可以治愈的。”
“举报不安全生产，奖励人民币500—5000元。”
“微笑是社会的春风，爱心是人类的财富。”
“此处曾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请小心驾驶。”
“讨薪维权电话：XXXXXXXX”
我见过唯一一个能和大城市搭边的标语是：
“厚于德，成于信，敏于行——弘扬新时期广东精神”
我在广州也见过它。
每天晚上，吃过饭，我可以出门散步。三灶的夜晚也很繁华，大街两侧的店铺灯火通明地点亮着那些早已被城市抛弃的店名：七色花女装，新兴美发，明亮眼镜店，好再来川菜馆，名人商行等等。仅有的两家大商场比肩而立，用不可思议的音量放着加了DJ鼓点混音之后的流行歌曲，争相招揽生意。门口一排排的电动车被低音的声波震动之后，像一只只受惊的小狗，吼着尖锐的警报声。除此之外，摩的为了拉客，不停地按着喇叭。那“滴滴”声就像一根根银针，扎着你最最脆弱的神经，让人心中狂躁不已。镇里生意很好的书店主要出售杂志报纸，包括《故事会》，《生活之友》，《青年文摘》等等，还有一个当地不知名的协会办的杂志，名叫《商界》，我好奇买过一本，里面讲的尽是或有或无的励志故事——多数是关于发财的。作为一个从城市跑来的人，我偶尔还会臭小资一下，拉着朋友去吃个西餐。结果发现这里面就算号称“最正宗”的西餐店，披萨里面放的奶酪我从没见过。伟民广场前总是有几个人拉起一个小摊，一把胡琴，两个麦克，连在一个破音响上面，前面放着手写的大幅歌篇，就这样开始当街露天的卡拉OK。他们的时间表惊人的准，以至于每天我跑步回来，总要踏着“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这些在城里面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在这里还都能够找到。在这里人们谈起上海，像是再说另一个时代或者另一个国家。尽管从离这里不远的机场坐飞机只要两个半小时，但似乎他们永远也不会踏入那里一步。这样的好处是，当你不知道生活可以有另一种存在的时候，你永远觉得现在的就是最好的。当然，和上海的朋友们说起三灶，他们当然不知道是哪里，不会觉得，这里所进行的一切，也许是支撑起大上海夜晚万家灯火的一小部分；他们更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结婚不需要有房子的地方，现代城市生活该如何继续。所以，坐在从上海回到三灶的飞机上时，我总是想，同样是在一个国度里，到底哪一种环境才是好的？
三灶有两所学校：镇中心小学和三灶中学。我下飞机回到镇上刚好赶上学生们午休刚结束。在我前面，我看到一个穿着小学校服一脸稚气的姑娘和一个穿着中学校服已经懂得如何打扮自己的姑娘擦肩而过。看到这个景象，我突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这两个姑娘就像是一个人的两个时代，在不同的平行世界突然相遇，却又彼此没有注意到。看到她们，我不禁开始回忆自己在她们那个年龄都做了些什么。让我惊讶的是，我越是努力地想，回忆便越在制造它当时不在场的证据。努力到最后，除了对岁月流逝的感慨，脑中竟是一片空白。
人们总是爱回忆过去，却又义无反顾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