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臣结束了三年学徒生活，意味着他将独自面对人生的艰辛与风雨。这一年，他十五岁。
与我们大多数人更喜欢在一个集体里讨生活不同，张寿臣急切地希望着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地，这样可以把挣下的钱多多孝敬母亲。
但是，现实往往比理想要残酷得多。
在独自到天桥去凭能耐吃饭的第一天，张寿臣就被两大难题所捆住了脚步：一个是同业者的“挤兑”。在面对一个没有组织保护的竞争者时，同业者们往往会选择施以压力而使其知难而退。另一个是观众们的不认可。主要由于张寿臣掌握的能耐还不全面，节目还多为照本宣科，没能经过长期的舞台磨砺，难以真正送入观众的耳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正处于变声期，嗓音往往由清脆响亮变得粗哑难听，无论说还是唱，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被演员们称为“伤人缘”的时候。
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后一个——对于一个相声从业者来说是十分致命的。怎么办？
也许上天觉得这个十五岁孩子的肩上的压力还不够大，便又为他增添了更多烦恼：出师不久，张寿臣的哥哥夭折而亡。这意味着，这个本就残破的家庭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苦，饿乏其身……”
张寿臣也许并没有读过这些文字，但他用具体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使命：把相声说好，让家庭无忧。
很显然，张寿臣的使命看似两条，其实家庭能不能无忧仍然取决于其能不能把相声说好，也就是说，他的核心任务就一个：如何把相声说得观众爱听、同行称赞？
要做人上人，需吃苦中苦。这个道理张寿臣是很明白的。所以，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反反复复的演出，让自己掌握的大量作品不断改造、完善。而为了摒弃其他因素对演出的干扰，他毅然决定，离开久居之天桥，辗转奔波于香山、颐和园、护国寺、白塔寺等地。以至到后来，甚至想到要离开北京，到全新的地方去，接受更广阔的观众的“检阅”。
俗话说，孤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正在张寿臣盘算着如何走出京城时，他遇到了艺术人生中第一位搭档——聂文治。聂文治亦出身贫寒，拜朱绍文再传弟子范瑞亭为师，与张寿臣同辈，且年龄相仿，但学艺稍晚，以师兄呼之。此时，聂亦刚出师，且到了伤人缘的时候，所以二人相见，必有惺惺相惜之感。之后，二人互为捧逗，游走在京城各地市场。不久，在张寿臣的怂恿下，二人离开京城，开启了一次长途旅行演出。
本次“旅行演出”，由京城奔东，途径通州、三河、丰润、唐山、塘沽、天津，以步当车，不畏饥寒，历时二百余日，行程八百余里，拓宽了相声的传播区域，是相声史上不得不提的重要一笔。
当然，这次演出对于张寿臣本人来说，亦是极为重要的历练过程。其行程之内，或在乡村集市上撂地，或在城内划地为锅，在完成“圆粘”之后，对节目内容往往需要随手拈来、“信口开河”，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另外，其面对的观众可谓三教九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如何根据不同的人群，去安排不同的节目、翻出不同的“包袱”，甚至于使用不同的敛钱手段。这些都是一个合格的相声艺人所必须掌握的。
重新返京的张寿臣，在相同的场地，说同样的节目，与之前相比，效果可谓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就是张氏的艺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换句话说，他在快速成长。
但是，成长并不代表成熟。张氏艺术的成熟，还需要经过一次更为彻底的历练过程。
1919年，艺业大进的张寿臣在京城著名的曲艺园子“四海升平”演出。一日，在张表演完传统节目《交租子》准备回家时，园子老板庄荫棠先生向其直言不讳，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氏的表演幽默含蓄、无可挑剔，但是其演出的内容则有明显错误。”原来，《交租子》中，在逗哏的吹嘘“我家老爷”官大、派头大时，有这么两句：
乙：道台出门儿（打）十三棒，小七爷下天津打三十二棒长行锣！
甲：还没俺老爷锣点儿多呢！
作为清末文人的庄荫棠，对此是有异议的。他认为“小七爷”特指载涛，其从未去过天津，即使去过，已处末世的他，亦不可能有如此排场。所以，他认为应该将“小七爷”改为“老七爷”（奕譞），虽仅改一字，则正误已分。
张寿臣听了此言，赞叹不已，不仅虚心改之，且学着推而广之。他认为，相声文本大都由文化水平不高的艺人们口耳相传，今相声已历近百年，文本中断难避免出现错误。而这些错误如果不进行修定，必然还会以讹传讹，流传下去。于是，张寿臣决定，要对自己掌握的段子逐一梳理，进行一次彻底的“漂白”，即通过“漂洗”，使之让艺人说着明白，让观众亦能听得明白。
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前无古人之举。但是，这项工作对于一个仅读过六年书的张寿臣来说，显得太过艰巨。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一定非由他来做，甚至于说，这项工作并不一定非要做。作为一个把相声视做生命的人，张寿臣却不这样想。他以对艺术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选择了向困难挑战。
为了督促自己达到目的，张寿臣还为自己设定了一条“红线”：凡是弄不懂、改不了的段子，一律不说。这样一来，在短时间内，张氏的节目范围越来越窄，即使是能搬到舞台上的节目，他在演出时，也像被一个无形的框圈定了似的，显得畏首畏尾。
其实，这是一种好现象。一般来说，人们面对一种技能，往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初学时觉得难得很，害怕去做；在接触后，往往觉得简单，便无所畏惧；再然后，随着对之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便重新开始畏惧，或者叫敬畏。随着更深的了解、掌握，敬畏过后，则会渐渐不畏、随心所欲。
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张寿臣畏首畏尾，证明其对艺术的理解更进一步了。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张寿臣买来大量书籍，并在晚场演出结束后挑灯夜读，孜孜不倦、久而愈笃，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势头。
在个人不懈的努力和庄荫棠、蔡友梅“两位老师”（张寿臣语）的帮助下，张寿臣对传统相声的改造渐入佳境、初显成效。其说出的作品含蓄隽永、雅俗共赏，很多观众，特别是中上层人物，对张氏节目趋之若鹜，奠定了其位居“五大王”之列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