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正说到侯宝林和郭启儒到天津首演。经过仔细推敲，他们决定了演出曲目：白天演《空城计》，晚上演《改行》。效果超乎想象，由于当天恰好有电台的直播，几乎所有津门相声迷都记住了侯郭的名字，都将他们的表演奉为精品。
这次演出的成功，原因有三：第一条是“真”。这两段都是学唱类节目，侯宝林从小学过二黄，虽然没有业满，但经过长时间舞台实践的锤炼，他唱的水平已经很高，甚至一些堪称大家的二黄艺人都对之赞叹有加。后来他虽然说了相声，能唱、会唱、唱得好的长处便在表演学唱类节目时体现了出来。更主要的，他并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理不歪，笑不来”理论，认为那样就是在逢迎，在作秀，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所以，他的学唱，力求精到、神似，这就让观众饱了耳福，而大呼过瘾。
第二条是“新”。正是由于侯宝林对二黄特别了解，也特别爱琢磨和观察，对于相声里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语言、动作，甚至是学唱类节目中的一招一式，如果出现了错误，他都能明察秋毫，并毫不犹豫的加以修正。这一点千万不可小看，因为由于这些，让学唱类节目从过去的外行式的模仿一跃而成为内行式的品鉴。节目便更值得咂摸与回味。天津的观众可以说都是内行，所以对于这些细微的改变都能敏感体会的到，他们认同这样的改变，也更佩服这个敢于改变的艺人。
第三条是“俊”。23岁正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龄，这时的侯宝林站在舞台之上，表演亲切热情、动作挥洒自如。再加上40岁的搭档，沉稳老练、大智若愚的郭启儒的映衬，更加显得光彩熠熠、俊逸大方。如果从“帅卖怪坏”这四种风格里挑选一个的话，毋庸置疑侯宝林属于“帅”，潇洒、俊朗。
这时的侯宝林和郭启儒，正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欣喜，憧憬着美好的明天时，一个消息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们一下子陷入了痛苦之中：戏院老板从观众的掌声里看出侯郭二人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主动要求将合同期限延长至半年，每月包银不变。要知道，当时的天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同样的钱，今日可以买上一袋米，明日可能就只够买一碗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本充裕的包银过不了多久就很可能不名一文。
这样的合同肯定不能接受，可问题是，能与不能，他们决定不了，因为合同双方本来就不是平等的。戏院的老板是一条日本人的走狗，招惹了他，反身就是一口，而且咬住就不松嘴，非扥下一块肉不可。
这种恶狗一样的人，侯宝林是不敢惹的，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沉默。
由于入不敷出，侯宝林只能不停的借戏院的钱，致使他们就像陷到了沼泽里，越陷越深而难以走脱。可他们不能灰心、绝望，更不能听天由命，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微弱力量去挣扎，去等待黎明的曙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时间里，侯宝林在夹缝中成长。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成了观众十分喜爱的相声艺人之一。有些观众，非侯宝林不听，原因很简单：他的相声很文明。
无论如何，侯宝林在相声表演时总会自觉摒除那些庸俗不堪、低级下流的内容，严格把好自己的“出口关”，始终保持良好的舞台形象。
这种自觉，来自于一份责任。既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这门艺术的责任。他爱相声，所以，他对自己不甘平庸、对相声不敢亵渎。因为，在他的心中，相声不是纯粹的吃饭工具，它应该有着更为深层次的现实意义与文化意义，虽然，这时的他并不能完整的解释清楚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终究会找到答案。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才会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时刻保持着自爱与自尊，也努力争取着与相声相匹配的地位与尊严。而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获得足够的尊严，只凭借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强大的实力，通俗的说，就是凭能耐说话。
侯宝林是有这种能耐的，他已经锤炼摔打了十几年，不停地学习、消化、提高，不断地改变、创造、超越，他所具备的细心、刻苦、谦虚、勇敢的性格特点，帮助他迎来了应有的回报。
是时候向旧规矩挑战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曲艺演出场所默许着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在编排节目时，攒底的节目一般都是京韵大鼓，且无论效果如何，都要给艺人多出其他节目的艺人至少两倍的酬劳，这还不包括不定时的菜金等补贴。
这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定。艺人的获得，应该跟他演出的效果成正比。若不能吸引足够多的观众，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地将钱拿出来买票追捧，就不应该得到超越他人的报酬。这样的话，既可以激励艺人们多多努力，又体现着一种基本的公平精神。
可事实并非这样，一些攒底的京韵大鼓艺人确实水平一般，在整场演出的最后时刻留不住观众。这当然也引起了戏院老板的注意，他们最后想出的办法是安排一个非常“硬”的“倒二”（即倒数第二个节目，又称压轴）。
事实证明，这种措施文不对题、药不对症。倒二效果好了之后，更显得最后一个节目跟不上节奏、出不来效果。所以，要想改变局面，只能彻底的改革。
和其他场子一样，天津大观园也正处于这个两难的境地。起初，这里年逾四十的大鼓艺人林某攒底，效果一般。老板让侯宝林和郭启儒为她压轴。结果是，每当侯郭演出结束，观众便开始纷纷离场。
于是，老板决定让侯宝林当大轴，但条件是：“攒底可以，酬金照旧”。
这就意味着，让侯宝林攒底，老板只是出于无奈，并非相声本身可以攒底。
对此，侯宝林罕见地未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很愤怒的向老板争辩着，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获得与京韵大鼓同等的地位。
这完全出乎了老板的意料，他被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惊呆了。但很快，他说出了让侯宝林更加愤怒的话：“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
难道相声就这么低贱？侯宝林难以接受这种荒谬的论调。他知道，相声艺人们大都生来贫穷，经受着让人难以想象的各种苦难，吞咽着大量的苦水，却绞尽脑汁创造着快乐，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人民送去了无尽的欢笑。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认可与尊重吗？
不可否认，有个别艺人自轻自贱，利用令人作呕的方式去博得他人一笑。可这毕竟是极少数，根本就不能因此否定整个相声艺术的价值，更不能侮辱艺人们的人格与尊严。
说相声的人应该得到尊重，而且必须得到尊重。
侯宝林为了这个目标开始奋力搏斗，他义正词严的诉说着，毫不退却的争取着，以一人之力向已经深入人心的所谓规矩大无畏的发起了挑战。
战斗结果：侯宝林完胜。不仅废除了只能由京韵大鼓攒底的规定，使相声得到了在众多曲艺场子长期攒底的机会，而且使相声艺人们获取与京韵大鼓艺人相同的报酬与待遇。
必须为侯宝林鼓掌叫好，虽然现在可能为时还早，因为不久后，他将为相声艺术带来更大、更深远的变化，让相声艺人们的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