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机响了，绿荧荧的屏幕上显示出小伍的大哥大手机号码。我急忙沿着大街跑，跑啊跑，找到一家食杂店，钻进去，拿起电话刚要打，一个穿红羽绒服涂着浓妆的妖艳女子，带着一股寒风跑进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大哥，我有急事，让我先打呗！”
“好好好，你先来！”
我这个人一般有求必应，何况人家有急事呢。
妖艳女子冲我呲牙一乐，接过话筒，打了过去。
“王哥，他给多少？５千吨？少点，——最好１万吨！……你算算吧，每吨差价２百元，１万吨就能挣２百万，买啥吃不香呀……实在没那么多？算啦，５千吨就５千吧。还有，你再问问对方，能不能搞到坦克、M5式大炮？买家要得急！什么？军火生意不能做？谁说的？拉倒吧，那是你！我就能做，眼下就有客户跟我要坦克和M5大炮。”
我在一旁听着，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还暗暗钦佩这个女子本事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这特点：有出息的人腰间都别个BP机，机子一响，满大街找公用电话，那种急急如律令的紧张劲儿，耽误一分钟，就跟耽误一笔大单生意似的。要不，怎么叫“全民经商”呢。
“大哥，该你了！”
妖艳女子丢给我一个甜甜的笑，翩然而去。
我给小伍回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马上到我这来，开会，高冲已经到了。
一听说开会，我知道是布置“经商”的事，在小伍的眼里，“经商”是天下唯一大事；这种大事，自然要用一种隆而重的形式去对待它，而唯一隆重的形式，在小伍眼里，只有“开会”。
会议地址由小伍亲自安排，在他家楼下一家新开业的火锅城。冬天，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烫嘴的涮羊肉，一边讨论挣钱大事，实在是一种聪明人的安排。
走进雅间，小伍脱掉俄制蓝色厚呢大衣，露出驼色毛衣，雪白的衬衣领上，系一条紫橙色相间斜纹领带。头些年小伍偏瘦，还挺受看，瘦人有一种骨感，看了给人一种力量。现在胖了，脸也白了，暄乎乎的，没有原来的特色了。
服务员把炭火锅端来，羊肉海鲜蔬菜都上齐了。小伍抬起右手，把嗓子眼下边的领带结松一下，郑重其事地说：
“开会了——”
我扑吃一乐。
小伍不满地问：“泥鳅，乐啥？”
他就这脾气，碰到对我不满意的时候，就不管我叫“二哥”。
我忙说：“没啥没啥，开会开会！”
“就好像咱们研究的事跟你没关系似的！”小伍批评我，“我就烦二哥这点儿：人家开心想玩的时候，他这也拦着，那也拦着，整个一爹；人家一本正经想谈点事的时候，他嘻嘻哈哈不上心！我说二哥大学你怎么上的，老师就这么教你的？”
“我错了，开会开会！”我诚恳地说。
“别管他，说你的！”高冲站在小伍一边。
我们三人当中，顶属高冲城府深，他会看事，会拿事；该进时，突飞猛进，该退时，一泻千里。比如打架，碰上弱的对手，他总是冲在前面；对手力量一发挥出来，呈现出强势，他便作战略撤退，动作迅速，快如惊鸿，眨眼之间你就见不到他了。
“圣诞节快到了，”小伍接着说，“接着就是元旦，外国人最重视这两个节日。我准备围绕这两个节日，咱们再跑一趟俄罗斯，倒点货。”
“恐怕来不及了，”高冲说，“现在离圣诞节不到十天，签证办不来了。”
“这次不办签证。咱们改路线，从绥芬河走，带货跟旅游团出境；货虽带得少，毕竟还能挣一些。再说，咱们有过在绥芬河办大公司的想法，借这次从绥芬河出国机会，也摸摸对岸几个城市的情况，为公司打个基础。你们也需要这种多方面、多方位的训练和见识！”小伍将他的心思全盘托出。
我和高冲一时相视无语。雅间里外充满羊汤、螃蟹、洋葱的气味，还有阵阵劝酒的喧哗……勾得我饥肠漉漉，我拿起筷了，去挟羊肉，被小伍拦住：
“告诉你们，不开完会，不许吃！”
我放下筷子。
“二哥，你饿了，你先说。”小伍点我的名。
“我吧……北京来了信儿，叫我哪也别去，在家等着。一旦来电话叫我走，我就得马上飞北京。”我一脸无奈，实话实说。
“大哥，你说！”小五点高冲。
“我哩……最近处一个对象，圣诞节得陪她过，元旦得陪她回大庆。”
“怎么？你们都不想挣钱了？”小伍瞪大惊讶的眼睛。
“我吧，是为了职业。高冲是为了媳妇，这都是终身大事，耽误不得……”我安抚小伍。
“我和泥鳅对挣钱不是不感兴趣，谁能跟钱有仇呀，这不赶上点儿了，碴到这儿了，等过了这阶段，再挣吧。”
小伍一下泄了气，很失落，很失望的样子。
他有自己的“床子”，干嘛死气白咧的拽着我们去倒货？那是为了我们，跟他一块富裕起来。我俩倒显得不领人情，不是个东西！
我感到特对不起小伍，特有愧于他，想骂自己几句，又怕小伍说我虚伪。
高冲闷头坐着，也一言不发。
小伍气得脸熬白，半天也没话。突然拿起筷子，冲我鼻子戮来，我下意识一躲。只见筷子又朝高冲戮去，点了两下，吼一声：“吃饭！”
小伍心里不痛快，闷闷喝了几杯酒，突然教训我们：“子曰是怎么说的：钱多了，还怕烫手吗？”
为了这件事我难过了好几天，也躲了好几天，不敢见小伍。
圣诞节前夕，我给邓旭园打电话，说想去看看海莲老人，不知是否构成对老人打扰。邓旭园叫我别放电话，当即去问母亲，回来对我说，来吧！
我立即带了一盒德国杰芙牌巧克力，去见老太太。
她坐在轮椅里由儿子推进客厅，我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给她鞠躬：“奶奶好！”
邓旭园把我放在玻璃茶几上的巧克力拿起来，递给母亲，说：“这是李秋孝敬您的。”
老太太认出巧克力盒上的牌子：“这是德国造的，二十年代就来到哈尔滨。我从小就喜欢吃它，滑腻腻的，还有一股奶味。”
“母亲现在也离不开它。”邓旭园向我解释。
“谢谢你啦！”老太太把巧克力重新交给儿子。
由这盒巧克力引起的话题，是海莲老人对童年的回忆。
“我出生于海参崴，当时父亲在海参崴，已经经营一家大型百货商店。父亲刚到海参崴时，是个卖鞋垫耗子药的，不容易呀。”
“的确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我说。
我这次来看老太太，主要是想跟她联络感情，建立友谊；我想慢慢地走进她心里，得到她的信任，解开困扰我的那个伊琳娜与荣连贵之间的“历史迷团”。在没建立起一种友谊和信任之前，我只能小心翼翼，不敢乱说乱动。
“海参崴靠着大海，海里停着许多军舰，遇到一些节日，军舰上挂着彩旗，咚咚地放礼炮……父亲认识一个海军司务长，还带我到他家里玩过。”
老太太越说话越多：“父亲说，海参崴原来是中国的，由于清朝腐败，被俄国霸占了，沙皇杀了许多中国人……”
邓旭园看了一眼手表。
我忙对老太太说：“奶奶，你讲的这些故事，我特别爱听，要不是怕影响奶奶休息，我真不想走。时候不早了，我走了，等有空儿，我再过来看您！”
“年轻人都有事业，见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闲工夫来陪老太太唠嗑，忙你的吧，不用惦记我！”
“奶奶，我工作单位还没联系好，闲空儿有的是。”我说。
“有闲空儿过来陪我说说话，我欢迎！”
过完圣诞节，我又去见海莲老人。
这次见过面，邓旭园一直把我送到大楼外面，我看出来，他要跟我说什么。外边风很大，行人都在匆匆赶路。
“跟我来。”
他把我领进附近一家牙科诊所，诊所里没有一个患者，他对这里很熟，跟一个值班医生说了几句话，就领我走进一间无人的办公室。
“李秋，你这样三番两次的往我家跑，找老太太唠嗑，你是有目的的。你瞒得了老太太，瞒不了我。说说吧，你什么目的。”邓旭园一脸的严肃。
我估计邓旭园总有一天会这么问我。
“邓老师，不瞒您说，我是有目的。自从我在俄罗斯认识那个二战老兵。我就想尽最大力量帮他找到他想找的人。我想，这不光是中俄两家个人的事，这是关系到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大事，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已经过去多半个世纪。您母亲就是‘鼎新泰’荣老板的女儿，您是谁呀，荣老板的外孙！那个二战老兵已经知道，我找到了你们，他激动得想来见你们！”
“可我母亲不愿提这个事！”
“我分析过这里的性质。咱们摊开看看：据那个俄国老头说，是他母亲伊琳娜做了伤害荣老板的事，不是荣老板做了伤害伊琳娜的事，犯错误的一方是伊琳娜，不是荣老板！所以解开这场伤害，对荣老板没有损失。”
“有这个必要吗？半个世纪都过去了！”邓旭园说。
“我觉得有必要。您想想，当年哈尔滨一下涌来成千上万俄国难民，生活陷入绝境……荣老板收留他们进厂做工，保证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这绝对是慈善之举。也是一种功德。我觉得咱们不该忘了这件事，您说呢？”
邓旭园陷入思考。
“我这样做，不单单是重提荣老板的慈善之举，更是重提哈尔滨的当年：我听我爷爷讲过，当年哈尔滨，许多人捐钱、捐物、设粥棚，帮助困境中的俄国难民。”
“你讲得有道理，李秋。”邓旭园带着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圣诞节后第二天，星期日，窗外整个街区被一夜大雪厚厚覆盖。花坛四周五六个小学生在追逐打闹；一个穿桃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在年轻妈妈的鼓励下学习走路，在小树林前空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一个戴彩色绒线帽的小男孩，在妈妈的吆喝声中从满是积雪的儿童滑梯上出溜下来，弄得全身是雪……我立在窗前想，这场大雪如果在圣诞之夜到来该有多好，圣诞老人会乘雪橇来给孩子送礼物；不过，尽管雪晚下了几天，还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我正欣赏着窗外景致，上衣口袋里的BP机响了，摸出来一看，居然是邓旭园呼我。什么事呢？我毫无理由的一阵紧张。说实话，我是怕海莲老人身体出什么状况。
我跑下楼，在食杂店回了电话。邓旭园说，你过来吧，我有个材料给你看。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老太太正在睡觉，咱们说话小点声，别惊动她。”邓旭园给我来开门，小声嘱咐。
我踮着脚走进客厅，无声息地坐在沙发上。
邓旭园从书橱里取出一个深棕色大牛皮纸信封，在我身边坐下。
“解放初期，五反运动时，有人揭发我姥爷收留过俄国难民，跟俄国人打得火热，值得怀疑。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姥爷写了一个思想汇报。这个汇报是我帮他写的，当时我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念书。另外还有一份自传，也是我帮姥爷写的。昨天我收拾一只旧皮箱，偶然注意到这个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姥爷的自传和思想汇报。我想，这对你了解姥爷一定有些用处。……你看看。”说着，邓旭园把信封放我手里。
“自传”一共二十页，纸面已经发黄，钢笔字写得极其工整。“思想汇报”写在信笺上，四十多页，字迹依然清晰。
我如获至宝，埋头便读。
“别急，你带回去看吧。”
带回家，我一口气将它们全部读完。在“思想汇报”中，荣连贵把他跟俄国难民的接触、交往，做了一个全面交待。在“自传”中，他对在公私合营中自己的抵触情绪，也有检讨。他对抗美援朝时捐献一架飞机的事，只字未提。（后来我曾向邓旭园询问捐献飞机一事的真实性，邓旭园告诉我，捐献飞机的事是真实的，当年报纸上有报道。）
读了荣连贵这两分材料，我再也沉不住气，新年一过，立即从绥芬河过境，到达鄂木斯克，见到伊万·达维多夫老人。我把海莲老人态度的变化告诉了他，他表示惊讶和感谢。在鄂木斯克我曾经住过的那家宾馆，伊万·达维多夫用了三天时间，向我讲述了那个一直困扰我的“历史迷团”——伊琳娜·阿赫金娜对荣老板的伤害。
高冲说，时间已经过去七十年，那一段历史还值得回忆吗？
我模仿小伍的话回答他：“子曰是怎么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别人看着都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