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的资源小省，现在已经变成全国市场的大省，在省里有知名度的企业和市场有300多家。最有名的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它的成交额一年在700多亿元的规模，每天常驻在义乌的外商就有五六千人；它的隔壁县有一个市场叫中国五金城，每年的批发成交额在三四百亿元；海宁的中国皮革城，每年的交易额达到几百亿元，它的皮革交易在全国占到38%左右，但事实上，海宁不生产任何一张皮，没有任何皮革资源。浙江省前20位的市场，它的单个专业市场的交易额都是占国内整个行业交易额的30%左右。
（2）起点之低，变化之大
浙商的起步之低可以想见：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首先，产品层次低，一半家里面弄个机器什么都做，没有任何的知名度，有的甚至是人家不愿意做的。温州有一个县，起步时承接定制的国内第一批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徽和饭票生意，现在，他们把这个买卖做到全国几十亿元的规模。其次，文化程度更低。杭州万象集团的董事长鲁冠球小学没毕业，万泰老板南存辉中学没毕业。还有，企业组织形式低，到目前为止浙江企业都是兄弟企业、亲戚企业，理论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在80%以上的江浙企业还没有完全建立。根据1998年的统计，浙江企业的规模占全国企业平均规模的1／4。所以，浙江省鲜有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像广东健力宝、科龙、格兰仕那样知名度很高的大企业，除了娃哈哈、正泰集团、万象、杉杉等，总数不会超过20个。
那么，在浙江是不是没有大企业呢？浙江的企业有200亿元以上的，在当地都是默默无闻，就因为浙江企业调子很低，不愿意出名。不像我们很多的企业做了几亿元的时候，就到处去宣传。北京华夏圣文管理咨询公司做过一个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2005年，在浙江比较知名的企业现在95%都已经倒闭了，甚至有的企业家进了监狱。这是一个规律，在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这个规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深思。市场经济总是大浪淘沙的，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会倒下去一大批不成功的企业。
而现在的浙商和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浙江省从自然资源全国倒数第二，现在成为全国企业家资源最丰富的大省，这是浙江未来经济发展良好的最关键要素，也是最关键资源。在浙江，每几家人就有一个能人，每几户中就有一个能人。在义乌和温州，平均两家注册一个公司，平均两户就有一个企业。就是全民做企业，大家都有企业，最小的就是一个家庭小作坊，大的就是在开发区造房子。
新一代的浙江企业家年轻、有活力，都在35岁上下，而第一代的老板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浙江企业家的普遍特点是非常平实，非常低调，这和20世纪90年代的浙商非常张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典型案例。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办了一个CEO班，我们一起去参观蒙牛集团，晚上，这些老板请我吃饭，随便聊天。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志，40多岁，其貌不扬。笔者问她从事哪个行业。她说，我在温州做房地产，马马虎虎。笔者又问她，你现在住哪里啊？她说：“在上海浦东。”“浦东哪里？”“浦东的康城高尔夫别墅。”那个别墅每个单位都在2000万元以上。“我搞了很多楼盘，我就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几个楼盘一块搞，我该怎么搞？”浙商在充满活力的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传统。笔者很吃惊，再问问旁边的学员，几乎都是腰缠万贯。确实，不要以为亿万富翁就应该开宝马，身上一件西装值两万块。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浙商视野很开阔，“他们到美国、欧洲去一次，如同在国内出差一样。现在出国的机会太多了，他们这些人眼界非常开阔，思路非常活跃”。
因此，浙商要想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除防御外，还要进攻。怎样进攻？
创新是关键。一是观念创新，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学会利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竞争中出现的问题；二是机制创新，改革企业内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三是管理创新，减少管理层次，提高决策效率，不断适应外部变化的竞争格局，在现阶段，适应外部变化也是创新；四是市场创新，利用邮政综合网，把现有的网络市场培育起来，形成先天优势，这一点很重要，至少在短期内，大部分竞争对手还无法跨过这道门槛。
抱团打拼浙商之道非常重要的是抱团但不封闭，特别是浙商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强势商帮的共性特征。
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它并不封闭，而且还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跟我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他们还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
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喜欢抱团的浙江人，昨天在宁成立了南京市工商联浙江商会，这是继南京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南京温州经济建设促进会之后，浙江人在南京成立的第三个以维护浙江商人在宁利益为核心的同乡组织。曾经是大学教授的南京义乌小商品市场总经理、正式出任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张国安在会上坦言，浙商在外的发展与强大，离不开浙江人特有的一个“生存链”——同乡间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抱团抗击风险精神。同时，像“草根”一样的浙商因为抱成团，才成为当今商海的“巨人”。
浙江人注重乡谊，亲邻相帮、团结协作，有人甚至把浙江人称之为“中国的犹太人”，除了头脑灵活会做生意，浙江人还特别“爱扎堆”，在南京有“温州街”，在北京有“浙江村”。对此，南京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秘书长郭昌茂一语中的：“浙商基本是‘草根’，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外出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只有抱成团才能生存。”早在20世纪初，旅沪的浙商就这样自我评价：浙江商人在上海“之所以能事必成，功效显著者，则系于团结之坚，组织之备，一遇有事，即能相互呼应，踊跃争先，以收其合作之效。”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的浙商中间，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浙江商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所到之处必集合同乡，组织商会，以谋互助发展。“浙江企业联合会”、“温州商会”、“浙江商会”等组织在世界各地和国内主要城市纷纷建立。郭昌茂表示，这些同乡组织，是浙商团结精神的表现，是浙商群体的凝聚核心，也是在外地浙商的利益代表机构。
诚如所言，在南京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的章程里就有一条：“为宁波在南京经营的企业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商人、南京康利石材公司总经理王刚是这条“宣言”的受益者，他说，不论是经营上的困难，还是生活中的困难，找到促进会基本都能解决，在1万多名会员中，只要谁有能力帮你解决问题，都会通过促进会主动为你提供帮助。
目前在南京共有5万余名浙江商人，有别于5年前以商贸流通业为主小打小闹的经营方式，浙江人这两年在房地产和餐饮业方面异军突起，浙商的实力和规模在南京的中型企业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这其中离不开同乡组织的力量，”宁波向阳渔港餐饮公司负责人坦言，没有这些同乡组织的帮助，向阳渔港在南京的发展不会像如今这么顺利。南京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的企业会员声称，在经营活动中促进会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80%的企业会员通过促进会成功运作了经营项目，90%以上的企业会员接受过促进会的帮助。“抱成团我们才能成为巨人”，曾经是浙江财经学院教授的张国安表示，成立浙江商会就是为了给浙商在南京做大做强提供一个更大的合作平台。
除去抱团抗击市场风险之外，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还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一般要么向亲朋好友借钱，要么入商会借资金”，郭昌茂表示，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容易，曾经有权威部门做过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这也说明了浙江商人“团结合作”的力量。
关注政策导向
在浙商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浙商必须遵守21条浙江商规：
1.坚持看CCTV-1新闻联播。
2.不要轻易相信合约或合同。
3.你自己必须守信，一诺千金，但对不守信的人例外！！
4.你能赢得起但你可能输不起的生意最好不做！
5.不要先期投入太多，给自己留够底牌。
6.天下无事不可为，但商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7.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8.不要在你的团队里有你家庭成员的影子。
9.不要与和你有利益冲突的女人上床。
10.不要给你的女人讲你的商业细节。
11.不要偷税漏税但要学会合理避税。
12.你可以利用新闻记者但不要相信记者。
13.不要摆大，哪怕你真的是老大。
14.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政治派系纷争。
15.不要太在乎金钱与利益得失。
16.不要过多用金钱粉饰自己。
17.资本决定发言权，但你不应该轻易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大的发言权。
18.总结别人的成败得失，但国外的案例你可以不用理会。
19.不要用黑白道的规矩去解决商业上的冲突。
20.在能把握全局的前提下，不要追求事必躬亲。
21.给自己留条后路，预防众叛亲离。
几乎每个浙江商人都会关注时代的发展，CCTV－1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很重要的途径。拿马云来说明，2001年的时候他一句大话“我们不缺钱”，几分钟就拿到软银的5000万。“易趣”说要一年内完全压制“淘宝”，但是现在的势头却不是这样的，很多地方都是“淘宝”占上风。马云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也不是在做“输不起”的生意，起码“淘宝”对付“ebay易趣”那只可以说是他在“田忌赛马”，无论怎么样似乎都是不会输的，因为他只有“弱马”“淘宝”来对付“ebay易趣”，但是现在却没有输的迹象。底牌他也留了，因为他还有阿里巴巴这艘电子商务航母。马云似乎总有自己的底牌，在互联网低迷的时候，他跑到杭州，远离混沌的互联网时期，靠着替浙江省政府做网站，不仅使他不缺钱，而且赢得很多东西，你想想看，一个B2B电子商务网站，和政府关系搞得很好，就相当于背靠大树，肯定有助于发展。
“同志，麻烦你给我和部长照张相！”出席西部鞋都区域经济发展论坛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来到了鞋材交易中心，得知部级领导光临，铺面上的温州商人很是激动。
生意场和官场到底该有多远的距离？草根出身的浙江商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向主流阶层蜕变。目前，浙江商会成员中有市政协委员5人，区人大代表1人，区政协委员7人，他们积极融入参政议政，为重庆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浙商们向政协提交的关于“改善重庆投资环境、振兴重庆经济”等方面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重庆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浙商有4人获此殊荣，叶定坎还获得了重庆第八届青年五四奖章，各种政治荣誉如同光环一样照在浙商身上。有人说，在讲求实际的温州人看来，政治虽然让他们栽了不少跟头，但始终是一种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现在，温州商人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也有人说，温州商人的集体智能汇流成一股“老百姓经济”的民间力量，树立了市场经济“活力先锋”的新形象，但政治地位上的受压制和“自惭形秽”使得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谁掌握了政策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企业制胜的法宝，”这是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的大局观，“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的时候，荣毅仁先生识大体顾大局，支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国家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国家统一大业的进程中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荣辱与全香港人民的荣辱结合在一起，促进了香港回归，支持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总商会会长尹明善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修建了许多希望小学，投身光彩工程，同样得到了社会的回报。从以上的例子可以认识到企业或个人在完成了基本的资本积累之后，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精神上有了更高境界的追求，让自己从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不断的完善。”“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是这位千叶眼镜的老总经常如此告诫商会同仁，2003年7月，浙江商会成立了党支部，在市总商会的直属分会中开了先河，陈新云就成了首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内有20多位党员。商会党支部不仅要求全体老板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国家法令法规、诚实经商、照章纳税、关爱员工，还鼓励党员充分发挥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的积极分子团结在商会，为促进商会会员的健康成长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建立一年来，收到的入党申请书有近30份。
“作为非公有制经济，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则，全靠党的政策，”常务副会长黄良明说，浙商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2004年的慈善晚会，浙商当场了捐献了现金38万元，开县水灾，浙商现金实物也捐了80多万。
现在的浙江商会，不光融进了主流社会，还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和谐的商业生态。
圈子主义
浙商“圈子主义”发达，地下可拆借资金达8300亿。和单独出现的巨富豪商不同，浙江商人总是以群体阵容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但为外人所不知的是，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他们称之为“圈子主义”和“商业信誉”。
（1）私人拆借
“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而且对我们这种手工行业来讲，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张仲林厂长用这番话来解释为什么当初选择了向私人借款，而不是向银行借款来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
张仲林厂长目前经营着浙江宁波慈溪镇的一家皮具厂，这家皮具厂是他和一个楼姓的亲戚一起开的，主要生产一些男女用的皮包、票夹、钱包等，年产值大概在400万人民币左右。像这种规模的企业在浙江慈溪遍地都是，宁波众多外贸公司几乎都是到慈溪来寻求合作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