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浙商受到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因而他们的决策都是围绕着经济价值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直奔主题的逐利行为，他们的合作都是以经济纽带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也唯因如此，浙商的崛起是自然规律形成的，是在经济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是“野生”的。所以，才可能“一有雨水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目前，浙商已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及经营者群体，以至于外省人到了浙江，就会发现那里“连空气里都飘着金钱味”。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民风，在浙商的经营行为上有突出表现：他们既追求大生意、大规模、高利润，同时也盯准小买卖、小项目、小商品——只要有钱赚，哪怕只有一分钱的赚头，也会不遗余力。
笔者没有夸大其词。在温州桥头镇纽扣市场，一颗纽扣赚多少钱？答案是几厘钱！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双袜子赚多少钱？答案是一分钱！此外，一百根牙签的利润也是一分钱，一副太阳镜的售价则是3.5元。你或许就会质疑：凭几厘钱、一分钱的生意，能发大财？但事实证明浙江人就是能。据我所知，温州桥头镇、义乌市拥有百万甚至上千万家产的人，大多数都是靠这些只赚几厘钱、一分钱的生意发家的。
其他再如纽扣、标签、标牌、小饰品、小玩具等等这些有的人看不起、懒得做的“小东西”，浙江人同样也都肯做而且有办法做得发财，一做还做成了全国规模最大、足以辐射和影响全国的大型专业市场。最新的一项统计结果是，浙江省内现有各类专业市场4300多个，年交易额4600多亿元，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465个、超10亿元市场78个、超100亿元市场6个，专业市场数量和交易额均为全国之最。可见，这些经营户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不在乎一笔交易之小，而是放眼于最终效益之大。笔者认为，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意经，正是“哈佛”精深的经营理念之世俗实用，也是浙商所以能成功的一大奥秘。
由于浙商天性逐“钱”而居，因而在省内特色产业区集群的同时，他们的足迹也遍及国内甚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随着“浙系市场”在各地的“分蘖发芽”，一批又一批的浙商也被“输出”到全国各地。如今，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还是继续搬出数据来说明问题：当前，浙商在省外兴办的大规模专业市场共有30多个，中小型市场则数以千计。在东北西北华北的“三北”地区的各类市场中，浙江的个体户竟占到1/3到1/2。日前笔者到东北最大的西柳专业服装市场以及西南最大的成都荷花池市场做调查，询之经营户，惊悉有三成以上，均来自浙江。
对金钱嗅觉灵敏的浙商，已不满足于做“国内无敌”，他们还要走出去“赚洋钱”，做进军国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领军人物。目前，浙商共计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一批特色市场。另据统计，浙江已有近1.3万多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约1300多家。仅在温州一地，现就形成了“100万人从事国际贸易，100万人从事国内贸易，100万人在故乡从事生产组织”的跨国经营体系。
巨型企业动作更大。如万向集团成功收购了“百年老店”Rockford公司33.5%的股权，这被认为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明智之举——这场交易的好处立竿见影，不久前万向与福特公司谈配套业务，万向在中国的工厂想做却缺乏设计能力，而作为翼形万向节传动轴发明者及全球最大一级供应商的Rockford，有技术能力却缺乏产能，最后三方一起达成合作。据悉，万向迄今已在境外建立、兼并收购26家企业，而其当家人鲁冠球提出到2009年要日创利润1000万元。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有多大胸怀做多大的事业，有多少精明做成多大的事业。
精明能干
精明能干是浙商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使浙江人天生就成为不错的生意人，在经商方面，他们的商业头脑特别灵活。在浙江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浙江人很善于从旁人不经意的事儿中赚到钱。
浙江人头脑灵活，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敢于闯荡，流往全国有500多万浙江人，超过1／4的浙江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在浙江人眼里，做生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正因为如此，浙江人才敢于走四方，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几乎每个城市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浙江人。
有一则漫画这样刻画浙江人：他们呀，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比如最早贩销纽扣的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兄弟俩个在桥头镇试卖纽扣。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而到了现在，浙江人开始走出国门赚钱，在欧洲、在非洲、在南美，甚至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都可以看到浙江商人的影子。做生意善于从小处着手。浙江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他们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小钱不愿赚，大钱赚不来。回顾最初，他们只是从事修鞋、小发廊、小商贩这些事情。他们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活，勤勤恳恳做生意。从表明上看，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他人做生意就是比不过他们，他们将生意越做越大。他们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就敢干，就要干，什么看好就干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浙江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足房地产、金融业。在开始的创业中，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浙江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与其他省市的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不一样，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比如柳市的五金电器、桥头镇的纽扣。
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浙江人是推销好手，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他先用笑脸、用嘴皮把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人的钱都赚了。浙江人的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浙江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关系稳定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浙江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开拓创新
在中国战争史上，征战沙场、开拓疆域的浙江籍将军十分稀少，但在中国经济史上，浙江商人却能南征北战，挥洒自如，创造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神经敏感、性情温和的浙江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领域内具有开拓创新的天赋。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宁波商人为代表的浙商，通脱旷达，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成规，善于应对新事物，善于在社会巨变中捕捉商机。
他们以冒险之天性，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创造了当时上海（中国）经济领域内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制造厂，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染整企业，中国第一家灯泡厂，中国第一家仪表制造企业……。
浙商具有“足迹遍履天下”的经商传统，他们习于广采博纳，善于临机应变，惯于流动变化，宁肯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闯荡，也耻于安守家业，碌碌无为。浙江青田人，肩背小件石雕，顺瓯江而下，漂洋过海，在五大洲艰辛创业，至今小小一个青田县，有18万华侨分布世界各地。
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因时趋变。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哪里就有商机。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处在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在上海的晋商，尽管曾经营业发达、规模宏大，但因未能及时转换经营方法，调整功能机制，终于随着时移势易而趋向没落。曾经同样强大的徽商则由于沉湎于理学宗法，致使他们在近代上海世变日新之时，仍然固守旧习，最终使旅沪徽商的颓势在所难免。而浙商“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在上海开埠后，适时抓住机遇，及时变换创业和投资的重点，从而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创造了诸多辉煌。
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十年里，浙江人的开拓创新精神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他们创造了“温州模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自费修建飞机场，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合作制，首创兼并美国公司的先例，自费与欧洲贸易组织打经济官司……。有专家评说，浙江的经济改革是一场“自费改革”。这样的“自费改革”，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大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基础之上的。
俗话说，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浙江人的“商道”除了“和为贵”，擅长“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之外，崇尚“大气度”，成了新浙商的另一商道。
如果说过去的浙商是以“个头小“而著称，几年前的统计表明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但浙江企业也开始向规模经济转型。
在2004年全国民企500强中，来自浙江的企业占了183家，几乎每三家就有一家来自浙江。但这一数字的背后，也透露出了在渝浙商的些许尴尬，那就是，这张榜单里，还没有从重庆发迹的或总部在重庆的浙江民企。这从侧面反映了在渝的浙商大多数的块头还不够大，分量还不够重。
“很多大项目、好项目，囿于实力都没搞成，”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国泰通讯的黄良明对重庆浙商的现状还很不满足，“目前单独的浙商企业，规模、块头还都不够，发展有些受限。”于是，以商会为平台，组织一个股份制的公司的想法将各位浙商又联系在一起，“目前已经组建东盟科技发展公司，但还未运作，”取义“东盟”，强调的就是东部商人在重庆的结盟，论公司规模，东盟公司的资本金在重庆的浙商中数一数二。
“热爱学习、专注发展、勇于创新、有胆有识，”对2005年浙江商会的发展方向，叶定坎定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调，“集团出击、打出优势”就成了浙商在2005年的创新之举。
如果要比较重庆商人的异同，进取精神似乎成了两者最大的差异，为了赢得利益能最大化，浙江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水电团几乎是无孔不入。
但是浙江商会的模式似乎为在浙商的规模扩张寻找到一种新模式：寻找将不同行业，大小业主结盟发展的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产业模式。
“以浙商为例，95%以上的浙商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基本上集中在小学到初中程度。按照以前国家经贸委关于厂长经理的任职资格要求，浙商有99%是不合格的，甚至连在国有企业看门的资格都没有。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们从普通农民，成长为今天的企业家。反过来，一些社会曾经引以为豪的人才，20年间，经过大浪淘沙，黯然退场。”笔者长期关注江浙区域的企业，每到江浙一带去实地调查，都会很激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两个道理：第一，很多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同时，很多大人物被贬为小人物；第二，实践在前，理论在后。“这2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做的选择，和我们做出选择背后的观念。”民营企业家创业之初，没有任何的理论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做企业，只能边做边摸索。成功后，他们迫切需要理论的时候，理论又缺位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告诉这些民营企业家美国版的MBA管理学知识。乍听之下，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了不起，企业经营和管理里原来蕴藏着大学问。
但听完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些知识和理论与实际运作本土企业没有关系，几乎用不上。前几年，名教授，名专家，去做讲座，大家说好，但是现在教授被轰下台的现象就普遍存在。另外，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再好，不能直接地用来指导中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实践，这个早就已经为事实所证明。”
（1）浙商的价值在于叛逆的成功
很多没有去过浙江的人，对浙江经济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盛行“投机倒把”、“假冒伪劣”的层面上，“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主流绝对不是干这个事情”。调查分析，浙商是真正的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因为浙商的崛起从来不是依靠国家的投资、国家的政策以及地域资源的优势。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占了1／3。浙江省的GDP80%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温州人和浙商在云南省一年销售收入按产值达到300亿元。可想而知，在上海可能达到一两千亿元的规模。浙江的经济发展，绝对是内生的经济，同时，它是反传统理论和反传统做法的创新。“如果说浙商起步的时候是乖乖地学习我们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浙商。”浙商的成功就在于反当初的理论，反当初的传统，甚至于反当初的政策而取得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摸索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浙商经验才显得珍贵。
笔者认为，与同期的上海和深圳的经济发展不同，浙江是真正在本土的意义上，在区域化经济过程中，靠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依靠政府、外资和外地制造业转移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