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共同获利，发展经济。汉代王充秉持“实事疾妄”的学术宗旨，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熹理学，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有无相通”，“事上理会，步步着实”、“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或悬空思索，明确反对各种“侵商”、“困商”的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东经史学派以讲世务为己任，崇尚实学，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而史学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实际，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
黄宗羲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
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
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东方船王”包玉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荣登榜上；
2001年中国内地首富100位企业家，有17位浙商。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就独占1/3强。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资源小省，其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浙商的足迹遍天下，在北京有“浙江村”；仅在上海的浙商企业就有5万家，投资总额为500亿元，在沪投资位居全国首位；在欧洲，在非洲，甚至在战火中的中东地区，到处都有浙商的身影。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称赞：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则感慨于浙江商人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他说：“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而经济学家焦新望则感叹：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却“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领导也对此“心知肚明”。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与传统商帮不同，那么，浙商与传统的晋商、徽商和潮商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浙商在历史上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晋商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传人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诗篇。总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如果说，“官商”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么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来扮演。而所谓“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历史和渊远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乡”地利，使得这个“百工之乡”成了“百姓经济”肥沃的土壤。这也使得浙江在全国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候就能放手让成千上万的“民商”自由搏击，使得浙江的民营经济一枝独秀。这也正是浙江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的原因。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产业发展的能力。“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而“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产业经济。
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来，浙江各地涌现了成百上千个专业生产的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500多个，而且，浙商群体正自觉地将打造“世界工厂”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浙商的变与不变“既兴奋，又惭愧”，昨天，吉林省抚松县党政考察团成员恋恋不舍离开义乌，在他们眼里，市场的小商品琳琅满目，很像长白山下价廉物美的人参。
“家乡的人参，在浙江人手里准能卖个好价钱。”他们说，义乌之行让他们似乎触摸到了“新浙商”坐标。
抚松县党政义乌考察团是在浙江人陈俊及一帮义乌商人的策动下开始南下的。陈是浙江投资团发起人、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上月中旬，陈俊领着以温州、台州、义乌人为主的一群“神秘”浙商来到抚松。这些人普遍三四十岁，短短两天时间，做了三件让当地人震惊的事情。
该县境内长白山下有全国最大的人参市场，但一直不温不火，今年4月浙江乐清人接盘承包后，几个月时间赚走了5000万元。这群浙商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该县一口气“吃”下150亩土地，建立人参深加工工业园区，投资人参深加工产业。此举的动机，陈俊的解释是做人参深加工产品可以获得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原材料的利润，可惜此前都被韩国人赚走了。而且这里得天独厚，有全国水质最好的矿泉水，还可投资生产水饮料。对当地人来说，“这些念头想都没想过”。为了找到最佳位置，精明的浙江人只对当地政府推荐的投资地点扫了一眼，就摊开随身携带的地图一路查找，直到落实交通便捷的园址才罢休。
第二件事是，这些浙江人瞄上了这里的旅游资源。理由是此地清朝禁猎260多年，树高林茂，满山是宝。长白山名声赫赫，发展旅游业不需要巨额广告投入。
第三件事更令人震撼，这些浙江人又开始像搜寻作战目标般研读地图，然后转道珲春。因为这里与朝鲜、俄罗斯交界，直通日本海，距离韩国又近，可谓是“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是吉林省未来唯一的开关通海区。看准目标后，他们就与当地政府洽谈，建议设立保税区，出台各项投资优惠政策，建立浙江工业园区，现已基本谈妥方案。明年3月，这些浙商将抱团赴朝鲜、俄罗斯淘金。
（1）浙商的变
考察团成员们说，与浙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感觉新一代浙商与老一辈不同，就向陈俊请教。这位早年浙师大外语系毕业、后来放弃让人羡慕的公职自费留洋的浙商告诉他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老浙商身上的精神徽记，新浙商早已不是摆地摊的那一代了。
陈俊总结，新浙商身上有三个特点：科技型、信息型、智慧型。老浙商从商做企业从一点一滴开始，新浙商不一样，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有的甚至留过洋、学过EMBA，创业领域不再局限于家庭工厂和办市场了，而是大量跻身高科技产业，比如互联网领域内阿里巴巴是浙江人做的，大名鼎鼎的博客就是义乌人方兴东操盘的。新浙商是信息型不用多说，新浙商有自己的“二十二条军规”，看央视宁愿不看焦点访谈，也要看新闻联播，因为其中包含着党和政府重大决策的信息。
说新浙商是智慧型的，还因为这些新浙商投资有自己的“三从四德”。浙商投资三原则是：一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二是交通发达的地区，三是目前尚无大量浙商涉足的地区，在这三条原则中，前两条最起码要占其一才具投资价值，第三条则为补充附加条件。浙商投资还有“四化”：科学化论证、规范化操作、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浙商已经是完全的现代商人。
（2）浙商的不变
浙商在变，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呢？有！与创业初期的祖辈父辈一样，新浙商的吃苦耐劳精神没变；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斤钉？相对于鲁商、徽商、粤商等知名商帮，新浙商的团队精神没变，浙商最不屑单打独斗，他们喜欢化零为整，抱团作战，正是这样，浙商才纵横商海，成为眼下“天下第一商帮”。
读懂消费者需求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该做什么产品和不做什么产品，究竟由谁来说了算？不消说，企业是听老板的，而老板归根结底还得听老百姓的——谁造得出老百姓满意的产品，谁就有市场；拥有了市场就找到了利润之源，拥有了消费者的信赖就找到了衣食父母。这是浅显的道理，但就我所知，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厂家的市场观念仍停留在短缺经济年代，他们不问市场需求、罔顾消费心理，闭门塞听地搞生产和研发，其企业结局可想而知。
浙商则不然，哪里有消费者的抱怨，哪里有消费者的不满，哪里就有他们的市场机会。最近，笔者听一宁波籍老板谈他的市场观，觉得很有见地。他表示，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卖给消费者后，使用麻烦是厂家的责任，使用不好是厂家的责任，使用感觉脸上无光彩更是厂家的责任。这样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包揽责任、施加压力，何愁不能赢得老百姓的赞成票？事实情况也是如此，该宁波商人经营的企业，向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优异而著称，现居浙江省民企前10强。
正是因为浙商们普遍都有这样超前的市场观，充分关注老百姓的使用感受、一切听老百姓的话，因此，在他们带领下，浙江制造业从1978年以来平均增长17%，连续26年“领跑”全国，并且截止2003年底，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部主要工业产品中，居全国前10位的浙江产品就有336种，占63%，其中，有56种产品的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占被统计产品总数的10.5%。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对此现象称道不止：“目前浙江的好多企业家能发现市场中的空隙，成就我们这个市场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张分析认为，“敏锐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是浙商明显优于其他商帮的两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