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出去之后，陈俊1995年又怀着一腔热血，感觉到国内的市场确实大，国外我们只能在那边做二等公民，陈俊回来了。现陈俊在北京10多年了。陈俊刚到北京东南西北都摸不清，举目无亲，两眼白茫茫。开始的时候，住在一个200块钱月租的小平房里，到了冬天这个房子通风特别好，陈俊那个时候就从北京创业开始，陈俊说他用不了几年在北京必须要站住，北京成为陈俊三次创业的发祥地，或者说根据地。陈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陈俊不把自己当做人物看待，一点一滴，把自己当做创业大海当中的一滴水，点点滴滴从小事情做起，历经到现在，走到现在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面与同学们分享创业的故事，陈俊很高兴。这是三次创业。然后陈俊现在又面临第四次创业，什么意思呢？陈俊在北京经过十几年拼打之后，积累了创业的第一资源，叫做人力资源。陈俊交往了很大一批知心朋友，这批朋友是陈俊创业的人力资源，陈俊永远不会忘记朋友，只有这些朋友在陈俊的事业当中能指正他，能指点他，陈俊非常感谢。陈俊现在担任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的同时，把浙江商人团队的势力，商业的势力和浙江商人各种智慧化零为整，结合在一起，最近发起了一个浙江投资团，到全国各地创业投资，追求新的创业，这是他第四次创业。
敢于从书本中跳出来，陈俊强调说：“新浙商”要在高科技领域，要在突破传统的领域上面追求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境地。这个突破传统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高科技行业，教育行业等等，我们要走在中国的前沿，或者世界的前沿，包括各种领域的创业，就叫做新的创业，不能老在原地上打滚。
浙江这个区域自古以来都孕育了一大批能人志士，而在浙江这块区域，改革开放的前沿，大家知道浙江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浙江民间资本特别丰厚，而浙江人投资意识非常强烈，投资意识就是大家人人都参与创业，这是个区域文化所决定的每个人骨髓里面的东西，血液里面的东西，假如说有机会我邀请你们到浙江去看看，你会发现：人人都在创业，家家都在创业。
“新浙商”愿意和全国各地的商人，各个省的商人，包括世界各国的商人一起协同前进，共赢，现在市场上要共赢，互赢，多赢这种局面，浙江商人创业新的理念，是多赢，双赢和共赢。
浙江商人在创业当中是不怕失败的。刚才陈俊提了一个浙江商人创业不怕艰难险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拼搏的精神，“新浙商”还有一点是浙江商人的一种团队精神。比如说，像他们出席的浙江商人，四个副会长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哪是什么概念，现在浙江人就有一种团队精神。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在商场当中犹如打仗一样，浙江商人绝不会放弃后方，放弃后方开辟前方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要加固自己本行业的发展，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之后，才能把自己的企业做强，才能做大，要巩固自己的后方，才能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能丢掉自己的老根据地。商场如战场就是这个道理，巩固根据地才能发展壮大。
到目前为止陈俊最崇拜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出自湖南，第一个是曾国藩，蒋介石把曾国藩当做为老师，孙中山也把曾国藩当做老师，李鸿章也把曾国藩当做老师，毛泽东也把曾国藩当做老师，我最近也把曾国藩当做老师。
陈俊最近几年也一直在研读曾国藩的书，特别是曾国藩的《霸经》，《策经》等等，也是我一直在床头边上放着的书。
曾国藩有四个字陈俊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这四个字就是“屡败屡战”。创业必须要有这种心理，这种心态，失败了不要紧，拿起来再战。和湘军打仗的时候，部下打败了，他的部下说我今天来请罪，是“屡战屡败”。曾国藩说不对，把两个字换一下“屡败屡战”，就是这么一个精神，失败了不要紧，再战。
陈俊第二个崇拜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带领一批红军队伍在艰难万险当中爬雪山过草地，打出一片新天地，假如没有飞夺泸定桥，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陈俊也写了这四个字“坚韧不拔”，陈俊把这几个字当做他创业的精神。
陈俊非常强调：“敢于从书本中跳出来的人”。陈俊要用的员工是敢于从书本中跳出来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高等教育很重要，读EMBA很重要，国外留学经历很重要，但是并不完全很重要，千万不能把书读死了，也不能死读书，陈俊用的员工是实践结合理论，不是理论结合实践，因为现在的年头是实践发展得太快，不能用老理论来套自己的思路。陈俊认为，“新浙商”与“和谐创业”的理念是合理合法的经营、合理合法的纳税、为国家多缴税，这是“和谐创业”最大的一个共同点。
再然后“新浙商”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逐渐地加大，在加强。比如说温岭商会每年都举行一个新党员的入党仪式，到西柏坡，到延安等等接受教育。陈俊现在同时是浙江温岭商会的顾问。商会每年都带着商会的会员，入党积极分子到西柏坡举行入党仪式，捐助西柏坡、延安等等希望小学，用“温岭”这个名字进行命名的叫温岭希望小学等等。
最近浙江企业商会又酝酿着在春节前后组织一大批在京的浙江商人和企业家到老区去，到贫困的山区去支援和认领有些贫困的孩子，认领和赞助有些正在发展中的企业，自己拿钱，自己贴钱，送医、送药、送粮、送钱过去，这就是“和谐创业”的一种表现。
到底是产品重要，还是其他什么重要？陈俊说人力资源是最大的资源，你要呵护你身边所有的每一个人，他们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资源，他们会给你打开市场，不能丢产品，也不能丢人，丢产品也不能丢人，千万不能丢人，把身边的人丢了。
不是追随市场而是创造市场
浙商仿佛就是追逐市场“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早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一句“商谚”；仅在西部省份，就有近300万浙商在实践着“你发展，我发财”的商业信仰。浙商以其精明善贾和务实低调而赢得了21世纪“赚神”和“浙商不倒”的称谓。
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美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
浙商是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之一：
历年的《福布斯》和胡润推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浙江籍富豪人数均居第一；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浙江更是遥遥领先，近年上榜数稳定在一百七八十家，一省独占1/3强。
不过，现在也许应该给予浙商新的定位，即“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句话倒过来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
（1）“资源小省”成为“内资输出第一省”
浙商在自身富裕发展的同时，还给浙江经济带来了奇迹：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现在却成了中国最大的“内资”（主要是民间资金）输出省份，而浙商在省外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人数达390万，也是全国第一。有人说，应该在“鱼米之乡、文物之邦”之外，浙江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
浙江GDP总量已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
浙江对全国的税收贡献也是举足轻重。2005年浙江省国税收入达到了1662.84亿元，同比增长18.22%，占中央级税收的近1/10。“十五”期间浙江省累计国税收入5780.29亿元，年均增长21.01%。在出口退税方面，2005年浙江的出口退税额为577亿，仅次于广东排在全国第二位。
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共生共荣，小企业和规模经济的统一，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互动，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集群等，这些现象不是浙商的首创，就是浙商做得最好。
活跃的浙商使得浙江经济正在成为辐射全国的“浙江人经济”。资源不怕少，企业不怕小，身段不怕低是他们的特色和优势。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而浙商大规模出省投资，无疑将资本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草根装备”无碍“天生的市场动物”
浙商的成功曾经一度伴随着他们的“低级和落后”，但是反过来这个逻辑并不成立，也就是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
有人曾不服气，就凭着浙商们的“草根装备”，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代浙商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一双空手下开始创业的，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
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所以浙商不是真落后，而是更务实。浙商关注的是市场的冷暖，而不在乎形式和概念。在当初市场还是一片“荒漠”的时候，直接种上大树不会成活，小草才是与环境最匹配的品种。浙商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称雄的法宝；因为有根，“草根”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因此，根本不用担心浙商将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因为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创业主体、市场力量、政府意志和本土文化传统共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的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从而与周围的环境继续保持匹配。
（3）浙商“扩容”：浙商不仅仅是浙江人
浙商是谁？浙商当然首先是浙江人。如果以“浙江籍在省外和外省籍在浙江的创业者”来界定浙商的话，知名的浙商之中，“外乡人”并不多。
波导团队算是一例。以徐立华为首的波导创业组合多不是浙江人，但他们在浙江这块热土上创业已超过10年，应该可以算作浙商。只是徐立华们的成功，依然无法判断是浙江的“水土”造就了这些“外乡人”，还是“外乡人”跟浙江人具有一样的商业天赋。
仅仅波导一个例子也许不足以推导出“浙商”不一定就是浙江人的结论，虽然他们做得很成功。但是随着近400多万浙江商人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以及全国各地人才向浙江汇流，浙商跟浙江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等号关系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浙商的脸谱：肯吃苦，敢冒风险，善抓商机，经营手法平实稳健，行事风格内敛低调。他们一般都是“苦出身”，发达前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七成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八成出身于农民；“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三无起步”的浙商，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
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进入门槛很低。浙商是真正的“平民”，他们最大众化，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浙商是中国平民创业成功的典范，浙商现象是中国各地大面积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有可能成为“浙商”。
这样算起来，中国浙商“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浙江商人，一个是以其为模版的各地后来者；一个是地缘意义上的浙商，另一个则是基于共同特征的文化概念意义上的浙商。浙商的“扩容”对浙商本身的影响力、成长空间和模式价值都是一种放大。
事实上，西部、东北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存量都比浙江丰富得多，如果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等不靠，人人勇于承当投资主体，以及政府、民间、社会各界合力营造大创业大发展的浓厚商业文化氛围能在各地落地扎根，这是比引进若干具体的项目或资金更有意义的事情。
浙商创业精神正伴随浙商大军走向全国，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浙商带去的是投资和项目，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他们实干进取的观念和创业精神，对周围人群是最好的财富教育，这是浙商对全国的贡献。当然，这也是浙商的挑战所在。
经世致用
应该承认，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而浙江商帮中又以宁波帮最为著名。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闻名遐迩。
浙江学术文化史流派纷呈，人物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授受关系，但客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价值追求和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和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可以在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和言行中得到印证，也体现在今天浙江人务实创新的创业精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