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焦新望（经济学家）
从“温州模式”扬弃“苏州模式”
谈苏浙商人的差别
苏州与温州之争，并不是两千年前吴越之战的延续，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未可小视。苏州输出官员和模式，此地出产的省长们将苏州经验带到中国各地；而温州更多地输出商人和资本，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谁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谁为中国提供更好的选择？议论声中，“贫困”的苏州在外界质疑下转型，而“落伍”的温州正在政府强力下转身。它们又将走向何处？与主政官员接踵升迁相应，苏州模式似乎更得官方青睐。但学界与官方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冷暖自知。苏州和温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较品评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至今，苏南模式演变为苏州模式，温州模式也在应时而变，而两种路径的比较或者竞争，一直在延续。
1.苏浙商人有何差别
苏温之争在当前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国GDP跃居全球第六，外汇储备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外贸依存度，据中国社科院张宇燕研究员披露的数据，已经达到80%。但是，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现实，是环境问题和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或者说，中国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的问题。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很多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在校正中国的发展航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
中国增长到底还有多大潜力，这种增长如何能转化为民众的现实利益而不是数字财富，这是理论界和决策者仍在探索的问题。而苏州和温州，作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两颗明星，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探路的望远镜。苏温之争，在焦新望看来，涉及的是中国在下一步的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
为此，苏浙商人有何差别，先来看看苏商、浙商，以及专家对苏浙模式的看法：
苏商周海江：吴越文化是相通的。吴文化的内涵是水文化，是移民文化，也是开放的文化。千年以来，吴越远离皇权中心，使得吴越并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从现状来看，苏商、浙商有着明显的不同。浙江是先市场后工厂，而江苏则是先工厂后市场。两者的产权制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苏商、浙商最终将会殊途同归，都将走上股份制、国际化的道路。
苏商陈弈熙：浙商比苏商更像商人。苏商很想做儒商，既想赚钱，又想要面子，还很想要做事的感觉。而浙商则更接近做生意的本质，效率更高。苏商做事规范，品质好，但相对保守，浙商更感性，创新精神更强。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总结说，浙商比较“外露”，经常在浙江以外的地方闯荡，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苏商比较稳，也相对保守，主要在江苏省内做国际化的对话。
苏商周海江：浙商和苏商没有很大的差别，都是吴越文化的产物。吴越文化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性格温和，二是移民文化；三是开放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江苏的选择偏重于工业，浙江的选择偏重于贸易。到了目前过剩经济时代，浙江稍稍领先，原因在于原先浙商的基本格局：先市场后工厂的前店后厂式，是市场导向的经营模式得以建立；一开始体制上就是民营的，比较先进。
专家保育钧：苏商可以说大多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来，这就决定了苏商的思维方式里，或多或少的带了些官本位的思想。就一个项目来说，苏商考虑更多的是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否支持。而浙商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然后争取政府认可。
专家刘志彪：苏浙商人的差异应该这样看：浙商都是原生型的民营企业，苏商则大多为改制而来，属于次生型。浙商偏重于轻工业，从事较多的服务业，更多的是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而苏商重工业的优势明显，制造业发达，走出去较少，更多的是实施请进来的战略，接受了不少的国际订单。
浙商夏建统：浙商的危机感很强，这是有文化基因的，春秋的勾践就是例子。通过国际范围的观察发现，其实浙商因为文化上的危机感强而创造商业成就的例子，与犹太人很相像。世界各民族中，犹太人的危机感、苦难感是最强的，而他们的商业成就也是最辉煌的。
在目前的考核指标体系下，苏州较温州，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员的命运也颇不相同。
人称地级市苏州为“省长的摇篮”，其连续三位前任市委书记先后升任江苏、陕西、吉林等省省长。媒体评价说，他们被寄希望于将苏州模式带向全国。而温州相应官员虽也多获升迁，但却未如这般显赫。
仕途去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官方的认可程度，而前往苏州取经的全国官员更是络绎于途。但学界和民间并不完全以此来判断两座城市和两种模式的优劣成败。
新世纪以来，随着辖下昆山、张家港等地的飞速崛起，苏州模式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其中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招商引资是重要的发展动力。曾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的学者焦新望将之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续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
但是，这种“飞来式经济”，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认为，对一个地区来讲，很难避免空洞化的毛病，无法和当地的经济浑然一体，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时随时迁移。
不过，“因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制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数字上的发展。并且现存税收体制，主要是增值税，客观上是逼迫政府官员去追求GDP的。”这“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焦新望说。
在这样的看法下，当王建满来到温州力倡引进外资时，受到的最大指责就是“政绩冲动”。
温州下辖瑞安市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那会扭曲资源市场，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焦新望则对苏州模式评判说，这是“倾全市之力，结外资之欢心”，“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
焦新望说，温州是典型的由民众自发产生民营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苏州则更多是政府主导形成的结果。“苏温模式比较，实际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较，”“要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是可以做出优劣判断的。”
身兼经济学家身份的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对苏州的质疑即是：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与福利？
焦新望向记者表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真实的苏州的状况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世界工厂”身份越来越强。
2006年，《财经文摘》编发了一组文章来反映苏州的状况，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贫穷的苏州》。“苏州的经济就是一个‘打工经济’，”焦新望总结说，“而温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经济’。”他对苏州经济的另一个称呼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
《财经文摘》引用一位在苏州的打工者的慨叹说，“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而媒体引用的数据称，苏州企业一般员工的年收入1.5～1.8万元左右（这与其他地方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年薪则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达到6～8万元，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从历史到现在，焦新望说，“苏州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干群二元结构。”而从历史上讲，苏州也历来就是强政府弱社会。
这一点与温州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向记者表示，温州历来是“藏富于民”。官方数据也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当前官方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面温州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在报产值利润时天然地会就低不就高。另外一方面，温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并不从工作中来，而是从红利、股份中来，有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而这是难以纳入统计的。”洪振宁说。
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官员卢立称，目前苏州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资收入。关于温州藏富于民的特点，刚离任的市长刘奇曾有过列举：温州百姓每百户拥有汽车13.5辆、电脑64台、移动电话（含小灵通）185.8部、钢琴6架……
刘奇说，“这些生活消费品的拥有比例远高于全国许多城市，它反映了温州民众真实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那些不在温州境内由温州人创造的生产总值，是不在考评之列的。
不过，对苏州与温州各项指标的比较，无论怎样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就像卢立指出的那样，苏州的城市建设要远远好于温州，民众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温州一截，贫富差距也较温州为小。
而这或许应归因于2004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是温州的2.3倍（虽然其人口比温州还少），使得它开始有财力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众间接受益。而在温州，由于政府掌控的财力有限，一些路桥等基础设施甚而政府大楼，也需借民资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看来，苏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说明分配上存在问题，不能说苏州搞的是“房东经济”。至于“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则纯粹是错觉，他反问道：“难道政府的收入不会通过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间接变成市民的消费？”
因此，赵晓说，“苏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雾中。”
2.较劲20年，苏商为何落后于浙商
2005年夏天，苏浙商人、地方政府领导、专家教授热议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可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别，说到GDP苏州人沾沾自喜，说到民间资本，温州人当仁不让。两者孰优孰劣呢？诚然，苏州这两年发展很快，GDP已位列全国前列，可出乎意料的是，苏州的影响力却并没有与GDP排名成正比，如果不拿出数据，我想全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温州就不一样了，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温州的GDP是多少，但一提起温州都知道它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如闻名全国的炒房团、抄煤团、炒国企团，可以说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充斥着温州资本，它每年的外溢资本均位列全国之首，而苏州却是靠大量的外来资本输入维持着GDP的增长。因此相对来说，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苏州大。
第二个方面，苏州虽然表面上GDP很庞大，但它转化为财政收入和民族资本的能力却不高，因此在苏州你看不到一个大城市应有的繁华，城市面貌也远远比不上杭州。究其原因，外来资本虽然给苏州带来了表面上的风光，可外来资本也带走了所有的利润，留给苏州的仅仅是税收和雇员的薪水，并且直到现在，苏州仍然不是一个创新型城市，这种依赖式的经济模式，使苏州丧失了民族企业发展壮大的能力，科技成果和民间资本也少得可怜，除了不断输出官员和产品，它什么也输出不了。苏州人虽然得到了较高的工资收入，维持着较大的中产阶级群，却远远称不上富裕。因此，苏州模式仅仅是个特例，根本没有在全国推广的条件和价值。如果全国都学苏州，拼命去吸引外来资本，而不去大力扶持民族企业和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那么中国的经济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而现在中国已经遇到了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偌大一个中国，它的科技创新能力甚至还比不上韩国。就拿国产手机来说，前几年也风光一阵，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不注重研发，现在已节节败退，市场份额已如高台跳水般直落而下，大多数手机生产企业已面临倒闭的危险，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这还不够我们警醒吗。再来说说温州模式，虽然它的GDP表面上不如苏州，可它由于民营企业发达，它的影子GDP却远远超过苏州，大量财富也都集聚在民间，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也可看到大量温州人的名字。这种情况在整个浙江都非常普遍，因此有人说浙江其实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远超江苏。现在，只有浙江是全国资本外溢的唯一省份，而温州更是首当其冲，可以说温州模式是一种具备很强自身造血功能的经济模式，并且它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它和苏州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可以看出，苏州模式仅仅是一种“高分低能”的经济模式，它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想象中的巨大财富，这也是整个中国表面上看GDP还可以，可转化为财政收入的比例却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央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外资虽然可以带来暂时的繁荣，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在我们出口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外资或合资企业占了绝大部分，而我们民族企业出口的基本都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并且在全世界到处面临着反倾销诉讼（包括非洲），简直就像过街老鼠。因此如何提升民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成了当务之急，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
以广东为例。现在广东的经济发展放缓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展初期，外资大量涌入，经济起飞，民族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被忽视，随着外资投入的减少，经济发展就开始减速，并且这些年来广东的科技创新成果也被长三角地区远远甩在身后，发展后劲没有了。而浙江的发展模式就截然不同，民营企业非常发达，创新意识也比较强，发展后劲非常强，并且它创造的财富基本都在政府和民间，没有被外人拿走，因此全国只有浙江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浙江资本和浙商，应该说浙江模式是比较成功的。
为此，较劲20年，苏商为何落后于浙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1）苏商固守本土，浙商闯荡他乡
苏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现在为何远远落后于浙商？江苏省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对此颇为感慨：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