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荣的话多少反映了当前苏商面临的问题：在全国众多“商帮”中，苏商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领先于全国，并创立了“离土不离乡”的兴办乡镇企业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兴起于“离土”，领先于“离土”的苏商，却因一味固守“不离乡”，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2）苏商和浙商较劲20年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同处长三角的苏商和浙商彼此最为较劲。不仅学术界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了近20年，就连苏商和浙商也很较真，经常会拿自己与对方作一番比较，好像非要分出一个高低胜负。
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当时，苏锡常农村依靠紧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苏南模式”同时起步的“温州模式”逐渐红火，而苏南模式则进入调整期，外向型、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虽然这种较劲仍在进行，但胜负已然明了，苏商落后于浙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苏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仅列第41位。近年来，浙商锐意开拓，仅浙东一带就约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相比之下，苏商缺乏创业激情，画地为牢，今日苏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
（3）“不离乡”害了苏商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认为，苏商的“本土情结”太过浓厚，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划一个圈，只在这个圈内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成长空间，错失了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南京国鸿集团董事长陈奕熙说：“苏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单打独斗，宁可独吞一条狗，不愿合吞一头牛。”陈奕熙毫不掩饰他对浙商开拓精神的赞赏：“浙商，四海为家积极开拓，只要有一个浙商到一个新地方开辟了新市场，亲戚朋友很快就会跟过去，对当地商人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慢慢地当地市场就被浙商占领了。”
有识之士认为，新苏商要找回已失去的优势，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4）外资之祸
“只长骨头不长肉。”在一片赞誉声中，这可能是对苏州模式或曰苏州经验最刻薄也最具争议的评价，也是对苏州模式的“盛世危言”，虽然贬损苏州并不是第一遭，但当此话出自拥有经济学家头衔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之口，分量或许不同。
“这其实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炒过一阵儿。”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南问题专家单强博士说。
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龚坚的网友在对苏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私家车拥有量等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除GDP、进出口总额等数字苏州大大超过成都外，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处于东部最发达地区的苏州，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于是，他得出了“苏州人不如成都人富裕”的结论。
此言一出即在网络上引起波澜。但对于这座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国各城市第四，工业总产值居第二，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居首的城市来说，此类非议或许几近侮辱。
而经常语出惊人的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给争论火上浇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黄奇帆的论据来自于苏州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庞大的GDP规模极不相称。按照国际经验，如果剔除信贷消费因素，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应为前者的75%。但实际上，苏州2004年的数据中，后者仅为前者的25%。
显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实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原因则被归结为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苏州市经济委员会官员杜文忠在其《“苏州模式”：反思与肯定》一文中分析了原因：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但许多工厂其实只是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这种廉价的“打工经济”自然“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
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苏州的问题不能归结到苏州，苏州的问题全国都有。”
（5）非议中的苏州之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然而，苏州的地方官员们并不欣赏所谓“苏州模式”的提法。“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因此讲苏州之路更合适。”苏州大学苏南研究院院长任平说。
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卢立则更多地从“实践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在他看来，乡镇工业恰恰为随后外向型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也继而在外企的带动下，有了今日苏州民营企业的初具规模。“这正是苏州的优势所在。即使外地学苏州的招商引资也学不来。”卢立说。
2003年，以外向型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州模式再度嬗变。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州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
2004年苏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民营经济腾飞计划”。随后一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决定》，提出5年内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翻两番。
“规模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创新。”任平认为，继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苏州目前正处于从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转化，即创新增长的第三阶段，其核心特征就是“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是比较圆满的。”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旭章说，“不过，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王旭章认为，通过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目前苏州引进外资仍是通过“开发区”形式的政府为主导，而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地区GDP总量增长和财税收入，虽然客观上也包含着吸收引进再创新，但由于它不是市场主体，创新难以落到实处。王旭章抛出了问题：“谁来自主创新？”
（6）当富民成为运动
一个巧合是，苏州模式发生变化的2003年恰恰也是外界对苏州的质疑甚嚣尘上的年份，政府对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力推显然是意有所指。
对苏州而言，2003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被中央和江苏省确定为实现“两个率先”的先行军，并排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2005年率先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富民。”苏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陈楚九说，“小康不是政府的自娱自乐，而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度。”
有一个细节不应该被忽略。在2004年之前，苏州经常提及的口号是“富民强市”；2004年以来，“富民强市”被改成了“富民优先”。
城乡两个人均纯收入是最能直接衡量富民水平的指标。而有数据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间，虽然苏州人均GDP增幅近20%，远远高于国内31个大中城市10%的平均水平，但是苏州两项居民收入同人均GDP的增幅之差却都是31个城市中最高的。1999年，苏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第10位，2003年则后退了一位。农民纯收入5.92%的年增幅也低于31个城市6.32%的年均增幅。
一些变化在近年开始发生。根据陈楚九提供的数字，近三年来，苏州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幅为15%，农村的纯收入增幅也达到了10%。
客观地说，苏州人也不可谓不富。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卢宁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排名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国第一。
但在现阶段的苏州，由于打工者居多，工资性收入仍是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增长潜力有限，而投资性收入的增长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这也是政府力推的。据卢立介绍，目前通过社区股份制、土地股份制、物业合作社等形式拥有股份的农户已达23.6万户，约占总数的21.57%，来源于各种合作组织的收入10.6亿元。
同理，苏州城市居民仍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且总体上滞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官员们寄望，今后随着民营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城乡人民收入应由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向工资性收入与投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并重转变。
“扩大就业是基本渠道，创业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底线。”陈楚九如此概括目前实施的富民运动。
“最重要的是政府。”单强说，“政府的投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毫无疑问，让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是政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责任。
3.浙商苏商，产业与资本谁执牛耳
产业与资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很难抉择的一个问题，特别在浙商和苏商的发展中，这两个问题很多时候经常交织在一起，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浙商、苏商、鲁商、京商、沪商、粤商、晋商、徽商、豫商、冀商、赣商、汉商、港商、台商，各大商帮代表齐聚杭州，在中国商帮文化的探讨中寻找“产业突围”的新路径，并在“国际化战略与资本之道”的切磋中寻找“新奶酪”，从而真正地剖析产业与资本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优势。
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会议还启动了“中国商帮领军人物”推选活动，与会者推出了初选名单。笔者就以名单上的人物为标本，对浙商与苏商的产业与资本进行解读，并将进行商帮之间的比较。
浙商、苏商领军人物推选名单
浙商苏商
1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沙钢集团董事长
2徐文荣（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横店集团创始人）张近东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
3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4马云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蒋锡培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5汪力成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
6南存辉正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施正荣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7胡成中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月星集团董事长、总裁
8金良顺精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国荣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9陈爱莲万丰奥特集团董事长杨休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
10沈国军银泰集团董事长马嘉苏超市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源自长三角的两翼。一个有宁波帮、龙游帮的历史辉煌；一个有荣氏家族的光荣传统。一个有改革开放中“温州模式”的兴起；一个有“苏南模式”的标本。其中的一个群体与财富榜最有缘；另一个体群则创造了百强县之“最”。浙商与苏商，谁比谁更有竞争力，谁比谁更风流？
（1）起跑之“赛”，浙商领先
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代表各商帮宣读合作宣言的是第一代浙商的代表——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
在横店集团，71岁的徐文荣早已退居二线，现在的集团掌舵人是他的儿子徐永安。但徐文荣好像忘了一个事实：跟他同时代的人大多都已退居二线。会后他反复问记者：“台下怎么尽是些陌生的面孔？鲁冠球怎么没来？还有冯根生怎么见不着呢？”
鲁冠球和冯根生当然还在今天的国际商海中叱咤风云。但更多与徐文荣、鲁冠球和冯根生同时代的创业者已经被“长江后浪”所淹没。无论是幸存者也好，是大浪淘沙、烟消云散也好，浙商，其敢为人先、独立潮头的精神已经记载在中国商帮史上。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在激烈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温州人已经戴着“红帽子”，前店后厂地干开了；温州之外的浙商也不甘落后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西天取经”。1975年，为了解决横店农民蚕茧卖不出去的困难，时为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徐文荣受命筹办丝厂，从此开始了创业之路。到了2001年，横店集团名列“全国民营企业十强”的第三位；2002年排序“中国企业500强”第131位；此后一直跻身全国企业排序的前列，并形成了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和影视娱乐等三大主导产业，企业总资产已逾150亿元。
鲁冠球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创建了万向。30多年时间，鲁冠球把当时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第58位、汽车零部件业第1位的大型企业集团；2005年，万向集团营业收入252亿元，利税12.4亿元，出口创汇8.18亿美元。30年打拼，成绩喜人。
作为胡雪岩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冯根生更是在1972年就在杭州开始了国营药厂的改革探索。正是有这么一批“早起者”，浙江才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因民营经济的发展令国人刮目。“早起的鸟儿有食吃”。赶早，敢为人先是中国商帮文化的精粹。但“枪打出头鸟”的俗语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敢为人先的浙商，其内在的精神是自我牺牲和勇于承担。
当年温州柳市的“螺丝大王”刘大源、“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这“八大王”就在1982年，以“投机倒把罪”而遭受牢狱之灾。
等到中国市场经济春风拂面之时，另一批精明的柳市人借助社会大气候的改变乘势而出，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这其中就包括从求精集团裂变出来的正泰和德力西。市场经济的潮起潮涌，浙商的艰辛搏击如歌如诉，令人叹为观止。
相比较而言，以苏南模式为发端的苏商，其民营化的时间要晚，步子要稳。胡润榜的“强势富豪”、沙钢的“掌门人”沈文荣就是苏南模式的守望者。相比其他的苏商，他的出道时间更早，其创业的历史更长久。他用28年时间，使沙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集体轧钢厂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但他本人从集体厂长到民营老板的“变身”是迟至2001年才进行的。虽然成功“变身”，但他的身上总有磨不掉的政府官员的痕迹。此前，沈文荣还兼任过张家港市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