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20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钉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搞代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塑造品牌，终于修成正果，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虽然目前广东有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尤其是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之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为什么前段时间温州炒楼团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会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能量已经得到全国的认同。
二是地域文化优势
有人说粤帮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粤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
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也是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面对面社交的广东老板们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
三是抱团能力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也很封闭，故层次较低。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目前中国可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谈起温州商会，都会眼睛发亮。有人竟说：我们这个地方居然有八九万浙江人，他们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不得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去香港招商？由于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反过来这种力量又增加了商会在与政府谈判中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使得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四是整合能力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目前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新开张的中小企业板，浙商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粤商。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就有5家上市公司。据香港商报报道，浙江民营企业正加快步伐跨向资本市场。截至2005年6月，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仅有18家私营企业直接或通过“买壳”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那么，粤商与浙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为何大相径庭？
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一些广东老板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这就是资本的原罪。一上市，企业就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企业家的胸怀和格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和格局。而恰恰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和格局，进而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在这方面浙商无疑走在了粤商前面。
3.浙江商帮的巨大作用
在浙江省，尤其在温州，商会这个民间组织的存在非常普遍。包括服装商会，眼镜商会、家具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等，仅温州一地就有130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在全国各省及大中城市乃至欧盟、美国，阿根廷等地，也都相继建有浙江（温州）商会。
遍布海内外的浙江（温州）商会主要承担着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六大方面的任务。借助协会和商会力量，温州一些行业屡禁不绝的仿冒之风、杀价竞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使温州服装企业，鞋业产生出许多名牌。商会服务功能很强。
浙江的商会是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发育良好。拿温州服装商会为例，它是纯民间的，会员企业350多家。商会有组织机构及组织章程，自选领导，自筹经费，不拿政府一分钱。在山西，浙江商会设有温州工作委员会、会员部、项目部、维权部等机构，还制定了章程，商会每3年召开一次全国年会。新疆最大的农贸市场——温州商会大厦落户乌鲁木齐。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我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晋商与徽商的兴衰轨迹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明清之际，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则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作为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开通而丧失时，衰落成为历史定局。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同理，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衰落，那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