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先天优势？就是得天时，占地利，顺带加入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邻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人和则指广东人所拥有的开放意识、海洋意识、国际意识以及善于借鉴、勇于创新、敏于行动等性格优点。
天时与地利造就了粤商们。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对香港的开放。这个时期内地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30%才是其他国际资本。内地的开放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这时的香港成了刚刚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内地与全球、尤其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最主要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各地的球都传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扣球手，香港再将球扣向欧美发达国家，扣向全世界。这样整个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使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促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整个中国。
此外，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是一个短缺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自然就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1）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时，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
从1978年到1993年，即从改革开放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是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成就了粤商。
那时广东人赚钱与内地人相比简直太容易了，似乎遍地都是黄金。整个20世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其面似猴，其身如鸟”的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广东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志士仁人，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间大地南倾、孔雀南飞。
而此时的长三角还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少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粤商的财富积累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捧枯草，像死掉一样，没有水分，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浸泡在清水中，几天就会复活；倒掉水，又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发现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她的绿意就顽强地向外延伸。到了第八天，展现在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
浙商就像这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让这些草根人物练就了摧不垮、锤不扁、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气候恶劣时，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气候变化，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却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一圈顽强地扩展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2）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东莞那样的地缘优势，从事“三来一补”，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启动内需，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家具、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从而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大赚特赚全国人民的钱。
与此同时，日后做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盲流”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他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皮鞋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的温州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的假，比如他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当他们开始做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他们，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
历史的风水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太容易发财了，很多课没有补。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广东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减弱。这时的竞争，已经不是比客观，而是比主观。而浙商们恰恰在主观世界的磨炼与提升上，是任何商帮无法比肩的。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整个中国经济还发生两个深刻变化，一是过剩经济取代了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二是民营经济终于从歧视、打压、限制中挣扎出来，步入主流。于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的几年，浙商的民营企业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一个个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这些优势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网络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