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昂松毕生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多年来他作过多次政治演说。19世纪60年代，比昂松鼓动建立挪威国家剧院，并组织运动，为挪威在挪瑞联盟中争取更大的自由。在丹麦-普鲁士战争中他支持丹麦，不过后来又敦促斯堪的纳维亚与德意志之间实现和解与合作。19世纪70年代，比昂松经历了一场宗教危机并与教会决裂。19世纪80年代，他花了大部分时间与放荡的不道德行为作斗争，并支持妇女运动。19世纪90年代，比昂松站在挪威人要求解散挪瑞联盟运动的最前列。在晚年，比昂松又是政治上无权无势的人们的代言人。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他挺身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辩护。他为被压迫民族积极活动，如斯洛伐克人、卢斯尼亚人、捷克人、芬兰人。比昂松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千方百计寻求开展一场国际和平运动。
比昂松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它们过度深植于其时代和社会背景，这很难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兴趣。在挪威，比昂松在两次大战时及两次大战之间享有广泛的读者，因为他的作品振奋了国民情绪。从那以后，他的影响便日益跌落。1985年，挪威批评家奥依斯坦·洛滕这样总述比昂松在挪威的地位：“现在已无人阅读他的散文作品，他的戏剧还经常上演；作为抒情诗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他只同20世纪50年代学校里的歌唱课有关联。他今天的作用是在庄重的全国性事件中作为人们寻求摘录引语的源泉。”即便如此，比昂松在其时代是欧洲的一位主要作家，研究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将他略而不提的。
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C·D·威尔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有好几位候选人等待着由瑞典学院来评定，其中有些作家在欧洲是颇有盛名的。然而，学院当局这次优先选择的是诗人比昂斯蒂恩·比昻松。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这位杰出的桂冠诗人能够亲临今天的颁奖典礼。依照惯例，我必须先以客观的立场说明学院当局颁奖给他的原因，最后才插入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在瑞典的知识阶层中，比昂松的名气非常响亮，他的为人与创作，是不用再特别宣扬的。因此，我下面的讲评就可以尽量予以缩短。
比昂松诞生于挪威北部的克维尼，他从小跟着做牧师的父亲住在一起，听惯了奥克拉山谷的淙淙溪水声。童年末期，父亲调职，他也跟着迁居到罗姆斯特伦山谷的奈斯塞特，该地位于兰格约尔德、艾德斯瓦格和艾理斯约尔德的通道上。这片山清水秀的挪威乡村田野，夹在两个峡湾之间。在这里，孩提时代的比昂松实实在在地和自己的同胞交往，不自觉地爱上了质朴的乡村生活，闲暇时，不但喜欢到各处山巅水涯欣赏落日，甚至喜欢跟随农人学习耕作。11岁那年到莫尔德上学时，功课平平，不过我们用这一点来衡量这位大诗人显然是错误的，在此期间他已经着手研究某些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他开始阅读斯特尔森的作品，同时也开始了解阿斯布约恩森、欧伦施莱厄和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17岁那一年，他来到首都克里斯蒂安（今名奥斯陆）投考大学，1852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比昂松说他自己是在1856年参加了第一届乌普萨拉学生大会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他最初以精彩的文笔描写日落余晖下的里德尔霍姆教堂和夏日中光彩夺目的斯德哥尔摩。然后，他又用了两星期时间写就《战斗之间》（1857），接着还写了其他不少作品，小说《阳光下的山峦》（1857）就是其中的一部。此后，比昂松一帆风顺，佳作频频，终于名扬四海。
比昂松不仅擅长于戏剧和史诗，也擅长于抒情小品，《阿尔内》（1858）和《幸福的孩子》（1860）的出版使他立刻成为当代的写实大师；这些阴郁的故事中，人物是以中世纪那种冒险的英雄角色出场的；他确实有理由把这些农民描绘成北欧中世纪型的英雄，进而再轻描淡写他在罗姆斯特伦生活时的认识，去勾勒出这些人民淳朴的举止仪态——显然他有能力可以这样做——运用简练的笔法巧妙地再现了这一切。尽管这些描绘有点理想化和诗化的倾向，然而它对于生活是忠实的。
1861年和1862年，比昂松分别推出了历史剧《国王斯凡勒》和《西格尔特恶王》，写到后者的时候，他凭借着自己对奥希尔德神的信仰，而使全剧的气氛明朗起来，救星芬比金的形象终于在北方的曙光中出现，令人雀跃不已。1864年殉情剧《苏格兰女王斯图亚特》的问世，显示了作者的创作才华。然而，可以称得上他最成功的剧作的，则是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报纸主编》（1874）和《破产》（1874）。在《保罗·朗格与陶拉·勃尔斯帕格》（1898）中刻画了一种枯燥僵死的爱情；而《拉伯尔苗》（1901）则歌颂了道德生活，反对无谓的放纵情欲。最近的一部剧作《在斯托尔霍弗》（1902）是赞美一位含辛茹苦地维持家计的年长的女士玛格雷特的。从这些作品的主题看来，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具有一颗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的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绝无矫揉造作的成分，而且，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向那些乱人耳目的七情六欲妥协。
有的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给有成就的年轻作家以示奖励。按此说法，那么今年学院的决定应该仍然是符合人们心愿的，我们把这个奖颁给了这位今年71岁但依旧创作不懈的作家——直至去年，他还写出《在斯托尔霍弗》这样的好作品——正是为了表彰他那种年轻人的活力。
比昂松的抒情诗清新纯真，感情敏锐，他的灵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很多音乐家看到他那优美的声韵，都乐于把它们谱成歌曲——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歌能像比昂松为挪威所作的《是啊，我们永远热爱这块乡土》更为动人，当您听到《阿恩利昂·吉莱娜》这首歌时，会感到它的乐章就像澎湃的浪潮；当您站在挪威海岸，想起这位民族诗人，想起自己的前途，心底里也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回响起他那首《月光曲》的旋律。
比昂斯蒂恩·比昻松先生，您有最纯洁高贵的精神，它象征着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即使在《挑战的手套》（1883）中也对人们有着同样的祈求，这种精神正是时下一般文学作品最缺乏的，您在诗歌创作方面举世瞩目的、令人振奋的成就，植根于自然生活，以及个人的坚定信念之中，它将道德意识与健康清新的诗意融为一体。本学院据此决定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您，以表彰您的杰出才华。
现在，我们就请国王陛下为您颁奖。
比昂斯蒂恩·比昻松受奖演说：
我深信今天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认为我所接受的奖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们努力地追求挪威在联合公国中的平等地位，这样追求对于贵国而言，毋宁是一种难堪的经历，不过挪威平等地位的获得，也应该是贵国的光荣。
今天，我很高兴有个难得的机会来和诸位简略地谈谈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青年时代，每当我想到人类的奋斗，心中都会浮现出一幅景象来；在无止无境的过程中，人们的路径未必是一成不变的直线，但总是向前推进的，他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鼓舞，先是直觉，再是意识，然而，上进并不全靠意识，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还有想象力的作用，想象力可以让我们预测到人们未来要走的方向。
在我们的意识里，很少有别的成分像善恶观念那么重要，可以说，意识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分辨善恶，没有人能不分善恶而过得很自在的；我就常常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主张创作可以无视道德良心、无视善恶观念？如果真的这样，不是要我们的心灵像照相机一样的机械，看到景物就照，不分美丑、不辨善恶吗？
我不愿再谈那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他们始终摆出一副稳健的架势——他们想摆脱的正是人类百万年来的道德传统，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引导一代人前进的指南。我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短见了吗？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是多么令人心寒？难道他们不清楚那些丑陋的形象就是他们自己吗？
我想我们不必再苦心地去追求答案。那些人不过是比你我更敢于摆脱道德来贬低自己而已，他们和你我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对道德愈是尊重，他们愈是要背叛，虽然他们未必敢于完全以非道德的面目出现。今天很多具有主导意义的思想在当年是十分富有革命意识的。我们也可以说，在作品中排斥倾向性和目的性的人，常常是最诚恳、最认真的人，我愿意举出文学史上很多例证说明一个作家愈是嚷着要精神解放，他的作品愈是富于宣传与煽动意味，希腊大诗人都能窥破生死，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像一座民族的忠烈祠，不分四时阴晴地屹立着，对他而言，世界是一座大战场，他仗着诗人的正义感、仗着无限的生命潜力及自己崇高无比的生命信念来引导这场战争。这种作家，是何等的叫人心悦诚服！
如果我们真能称心如愿地使莫里哀和霍尔伯格剧中的角色复活，看他们穿着花边戏服，戴着假发，以虚矫和古怪的动作履行自己的职务，你会发现，他们的夸张和宣传性就像他们冗长唠叨的台词一样叫人反胃。
我再来谈谈我们这座民族的忠烈祠。歌德和席勒不是为它带进了一丝乐园的气息吗？对他们而言，生命与艺术是快乐和美丽的，大地是永远天高云淡，风和日暖的，沐浴在这种气氛中的人，像小泰格纳、小欧伦施莱厄、小韦格朗，还有拜伦和雪莱等人，本身都带有一点希腊诸神的性格。
这种潮流和时尚已经过时了，但是我还可以再提出两位这种类型的人物，第一位是我一个挪威朋友，现在身染重病，他曾经在挪威各处海岸设立了很多灯塔，为夜航的水手们引路，此外，我们的邻国芬兰也有一位这样的老人；他们的仁爱之心不知造福了多少人，他们经年累月、默默牺牲的精神，真像夜风中一把不灭的火焰，而他们的行为只是基于一种比凡人更高超的动机而已。
我不打算再说到艺术上那些倾向性的效果，说得太多反而是有害的。如果在作品中，宣传与艺术的比例不过分悬殊的话，倒也无伤大雅。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种大作家中，前者的警告固然够令人心惊胆颤，后者透过人性的省察，再以理想的魅力引诱我们，也是够令人触目惊心的。虽然如此，我们生活的斗志还是不容松懈，因为路永远是向前的，我们绝不能退缩，要知道生命原来就是坚强，向上的，就像大地经过天灾人祸的摧残，元气还是未损，还是会生生不息一样，这种事实，我们不妨用自己的信念来证实。
在近期的作家当中，我特别佩服法国的作家雨果，他借着生命的信仰产生精妙绝伦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多彩多姿。虽然有人嫌他的作品善于取巧，但我还是认为他在作品中流露的生命热力足以把全部的瑕疵掩盖掉。说真的，如果生命中善的成份没有比恶的多，那人类早就没有指望了。任何不承认这种生命真相的描写都是歪曲的，都只是错误的想象——千万不要忘记，过分强调生命的阴暗面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
懦弱和自私的人无法面对痛苦的现实人生，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却能够做到。然而那些刻意渲染黑暗以使我们胆怯的作家是否能带给我们快乐？如果能，我们是否就会心甘情愿地顺着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安排的人生哀乐去生活？这些，其实都是作者片面的幻想而已，何况生命的真相原来就不是这个样子，颓唐与沮丧总是不好的，我们最不服气的还是，这种悲观的作家由于对生命怀着盲目的否定态度，实在不配领导我们！
我们在文学中追求的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它虽小如露珠，却可以在风雨中来去自如；有了这点精神，我们会处处心安理得，没了它，我们会觉得怅然若失。
看来，我们这种“落伍”的是非善恶观念早已牢牢地在心头扎根，也在我们生活的各种层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它意味着我们对生命与知识的热望；而作者把同一本书印成千万本到处流行，到处传播这种信念，也才会有意义。
—个人越敢于担当大任，他的意气就越风发；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胆识与能力的话，他没有什么该讲而不敢讲的话，没有什么该做而不敢做的事，更没有什么好心虚和畏怯的。
这就是我所要维护的理想，我愿意成为这种理想的忠诚奴仆和狂热的追求者。我绝不赞成作家逃避责任，相反的，我还主张作家挑起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带领人类前进的舵手。
我非常感谢学院当局能肯定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举杯向那些提倡健康、高贵的文学而获得成功的作家与作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