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都很敏感，很容易懊恼自己，自卑，而不会将责任推给别人。近几十年，日本小说很多在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怎样在极端狂躁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难安、彻夜不眠，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厌烦了生活中的一切，日常生活，家庭，城市，乡村……他们的厌倦感并不是未达成理想，也不是与宏伟的理想比起来，一切努力都苍白无力；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了崇高的使命感，他就不会厌倦，不管距离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其实，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厌倦感是一种过于感伤的心理疾病，他们害怕遭到拒绝便把这种恐惧感藏在内心深处，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世心理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俄国小说中，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的根源。乔治·桑塞姆爵士曾经说过，日本人没有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不是阐述自己对日本人厌世根源的看法，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这种人生哲学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日本人的这些观点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这也说明日本人的厌世与动辄抑郁是有莫大关联的。日本人和俄国人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情绪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烦闷的题材，它往往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不公，但很少单纯地描写这种厌烦，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是有原因的，作者试图让读者从道义的角度上谴责主人公的性格缺陷以及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控诉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骇人事件。但是，如一位作家所言，日本小说暴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炸时就像有毒气体四处扩散，不论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都不会对周围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进行分析，他们并不想弄清心理的阴霾从何而来，以为忧愁只是一种情绪，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也都很容易触景伤情。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攻，现代人则把这种向外攻击转化为内在防御，他们的忧郁是没有原因的。虽然有时也会找些事件当作原因，但更多情况下这些事件仅仅是一种象征罢了。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采取的最极端的自我攻击方式。他们觉得用得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给世人留下好的回忆。美国人觉得自杀是人们彻底绝望而自我毁灭的表现，因而对自杀持否定态度。日本人则不同，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应该值得尊重的。在特定情况下，自杀是保全人们“对名誉的情义”最体面的方式。就像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以及拒绝当俘虏的士兵。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在年末还无法还债的人，因工作失职而引咎自杀的官员，因现实无法结合而同归于尽的恋人，以及反对政府迟迟不向中国宣战的“志士”等等，最后都以自虐甚至自杀的方式来解决矛盾。有日本权威人士说，自杀现象是日本的新生事物，但很难判断是否属实。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分析人士过分渲染了日本自杀率的上升。按自杀比率，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率比日本任何时期都高。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人偏爱自杀这个主题，就像美国人对犯罪的切身感受一样，与杀人比起来，日本人更愿意导演一系列自杀事件。用培根的话来说，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某种最满足的“刺激性事件”，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无法说出的快感和释然。
与封建时代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事件越发自虐。历史故事中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很大程度上是想避免不光彩的刑罚，就像西方士兵为了不受绞刑或者不被敌军俘虏后备受侮辱而宁愿开枪自杀，日本武士切腹自杀和普鲁士军官允许秘密自杀是一样的。犯了罪的普鲁士军官知道除了一死了之，没有任何办法还能挽回他的名誉，他的上级就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一样。死是必然的，只不过在当今社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死亡方式。过去日本为了保全名誉向他人报仇，残害他人，现在人们把暴力倾向转向了自我。在封建时代，自杀说明一个人非常勇敢果断，而今天，自杀意味着主动选择自我毁灭。在过去的时代，每当人们感到“世界的混乱与无序”、“方程式的两边”不对等、需用“晨浴”洗净污秽的时候，就愈加倾向于自杀，自我毁灭，而不是毁灭他人。
不论在封建时代还是近代，自杀都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最后使用的手段。但在近代，事态有所转变，日本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德川时代，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在一次推荐将军人选的会议中，他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袒腹拔刀，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便切腹来坚守自己的忠诚，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如愿地担任了将军。这位监护人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不用再自杀了。用西方语言来说，他是在用“切腹”压倒一切反对声音，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在现代已不再是一种谈判手段了，它最多也只能算是以身殉职，多数情况是他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他反对的某些条约已签字生效（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强烈反对并影响舆论，他只有真的自杀，不是摆摆架势吓唬吓唬人就能奏效的。
现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名誉”受到威胁时，人更倾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也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分子的厌倦情绪，厌倦情绪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原因，现代知识分子普遍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缺乏安全感，只有少数人能大展宏图。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当局认为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反动，使这个阶层更加受挫，他们常认为：西化给思想带来了困惑，人们更加茫然和挫败。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典型的日本人在情绪上都会经历从强烈的献身感到极度厌倦的过程，很多知识分子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精神摧残。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很多日本人会用传统的办法来摆脱厌倦情绪：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从内心转向了外界，发动对外极权主义的侵略战争然后在斗争中重新“发现自己”。走出内心的黑暗世界，重新获得新的力量源泉。日本人坚信，虽然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压抑，但整个民族在对外战争时却是无往而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