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日本人上述想法是错的，日本人再次陷入了心理上的消沉。不论他们动机如何，日本人仍很难接受当前的现实，他们向外扩张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位东京的日本人说：“停战了也好，再不用担心炸弹了。但突然不打仗了，也好像失去了目标。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活也打不起精神。不只是我自己这样，我老婆也这样，所有日本人就像病号一样，干什么事都慢腾腾、无精打采。人们纷纷抱怨政府无能，没有妥善解决战后的清理及救济工作。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官员们的心情和我们一样。”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与胜利后的法国类似，在德国投降后六至八个月里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则成了大问题。美国人可以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心情。但同时，日本人却对战胜国如此友好，让美国人难以置信。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美国人。他们的表现既不抑郁，也没有怨声载道。用天皇宣读的投降令来说，日本人已经接受了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接受现实后却不全力以赴重建家园呢？在战胜国联合占领时期，日本人重建家园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权仍掌握在日本人自己手中，但当时的日本民族似乎对自己的事情十分漠然，只在欢笑、致敬，欢迎占领军的到来。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经济复兴的奇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岛屿。
这并不是说这个民族变了，它丝毫未变。日本人按他们的性子办事，可能有时特别努力，而有时却极度懒散，消磨时光，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间的摇摆很自然。当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是在战败后还能保全荣誉，且认为友好的态度能达到这一目的。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成此目的最安全的办法。既然要依赖美国，努力积极反而会让人生疑，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当时的消沉情绪蔓延成风。
但是，日本人绝不会沉浸于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既与当前日本改善生活的目标相一致，也和战争期间广播的宣传辞令相吻合。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无为作着斗争。1946年春天，日本报纸仍大肆宣扬“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现实中到处是狂轰乱炸后的废墟以及处于瘫痪的公共事业。这对国家的名誉该是怎样的玷污啊！日本人甚至责难无家可归的难民意志消沉，居然选择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到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知道这些呼声都是为了保全国人的名誉，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能倾注自身最大的努力，将日本建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能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国家。这固然也是为了名誉，但目标却截然不同了。如果将来的世界，大国间能保持和平，日本是可以走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恒定不变的目标是保全名誉，这是获得尊敬的前提。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日本人会依据变了的环境来采取对应方式。在日本人看来改变并不涉及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而美国人却热衷于“主义”，热衷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即使失败了，信念也不变。在欧洲，战败的人仍在到处进行一系列的地下活动。而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外，根本没有抵抗组织或地下组织还在和驻扎的美军较量。从道德角度上讲，日本人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坚持旧的阵地，在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军即使是单身一人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到达目的地后，还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招待。至今在日本还未发生一起针对美国人的报复事件。美军的吉普车穿过村子时，孩子们会站在路旁大声打招呼“Hello”、“Good—bye”（再见）。婴儿还不会招手，母亲就抱着他用他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舞致意。
另一方面，日本人为自己的侵略活动积极寻找堂而皇之的理由：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所有的大国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加上日本本国资源匮乏、技术落后，为了能够和这些大国平起平坐，他们必须采用比希特勒更加毒辣的手段，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这只能证明武力侵略不是赢得名誉的最好方法。一般而言，保全“对名誉的情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武力侵略，另一种就是遵守既成关系。战败后，日本人很快从第一种方法转到了第二种方法，而且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和不适，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誉。
历史上，日本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同样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萨摩惨遭杀害，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萨摩是日本的一个藩，也是排斥蛮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在整个日本都是闻名的，英军到后，立即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德川时代所有的武器都是仿造旧式葡萄牙的枪支制造的，从装备上来讲鹿儿岛的日军绝对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然而，这次炮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战败后，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复仇，反而希望与英国建立某种友谊。萨摩藩的日本人亲身认识到了敌人的强大，并希望能够向敌人学习。随即，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英国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回忆：从此以后萨摩的日本人就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奥秘，日英关系也因“生麦事件”而持续友好发展。“生麦事件”就是指英国为惩罚萨摩而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这件事在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在日本，还有一个可以与萨摩藩媲美、同样骁勇好战的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养“王政复古”势力的温床。1863年5月11日，已经没有实权的天皇发布一道御旨，命令将军把日本国内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会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坚决履行天皇的旨意。在交通要塞，向每艘经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但是日本当时的火炮，弹药品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太大损失。西方国家为了惩罚长州藩，迅速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并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并索取300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又一次出乎意料：这次炮击带来了与萨摩藩一样奇妙的结果，诺曼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曾这样写道：“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曾经是排夷急先锋的藩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无论如何，这证明了他们处事现实冷静，对此，我们表示敬意。”
这种识时务的现实主义正是日本人“对名誉情义”的光明面，情义同样也有其黑暗面。它的黑暗面在于使日本人对《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极端仇视，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将日本卷入了这场不幸的战争。它的光明面则在于它能够以善意平和的心态来看待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与日本人的性格息息相关的。
近代日本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有理由说，正是这种介绍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武士道这一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蕴含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义”的具体内容那样复杂多样。它是评论家们灵感的杰作。由于武士道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军国主义领导人都已名誉扫地，于是人们对武士道的内涵也产生了疑虑。当然，这不是说日本人今后就不再“懂情义”了。而是对西方人来说理解“情义”的真正内涵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了。把武士道和武士阶级等同起来也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情义”是所有阶级都必须遵从的道德规范。在日本，与其他的义务一样，身份越高，所承担的“情义”就越重。比如，日本人认为对武士“情义”就要比对平民的“情义”要求更高。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在日本人看来，“回报”多少的关键在于自己在他那个圈子里是否受到尊敬。只要受到了充分的尊敬，那他得到的回报就是巨大的；否则的话，那些“不懂情义”、“无情无义”的人只能得到同伴的藐视和厌恶。
美国人对战败后日本人态度的大转弯无法理解，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要理解全体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比理解俘虏营中日本俘虏态度的转变还要难。因为俘虏们知道，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他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甚至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在日本战俘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战后的日本公众出现，他们原本以为，日本人“只知道胜利或失败”；并且失败就等同于是耻辱，必须要以疯狂的暴力行动来进行复仇。另有一些西方人士则认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注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屈辱的条款。这只能说明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情义”。在日本人为保持名誉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中，只挑出了复仇和侵犯这两种最显著的传统方式，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会习惯性地采取第三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道德观与欧洲人的处世方式混淆了。欧洲的任何民族或个人，如果要战斗，必须保证战争的正义性，而战斗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心中沉积已久的憎恨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