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办法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条是教育。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引诱知识分子的方法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只要读好四书五经，将来把知识和本领“货于帝王家”，就能离苦得乐，永世富贵了。但就怕你若真正刻苦读书和认真追求真理，到时学识渊博透彻人生，就很有可能对空与苦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鲁钝、或者疏懒、或者吃不得那种费灯熬油十年寒窗的苦中苦，怎能得到做人上人的幸福？就算做了人上人，其中藏着多少陷阱和危机，会有多少辛劳和烦恼，还剩多少真正的欢乐呢？第二条是法律之剑。社会的安宁需要人们遵纪守法、老实做人，你只能在规定范围内，靠劳动致富、靠经商发财，你若贪赃枉法，抢劫盗窃，危害社会，滋扰民众，法律将叫你吃苦头。
可是法律只能警戒善良的百姓，对那些居心叵测、肝肠俱坏的恶人，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巴尔扎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法律将是恶徒为非作歹的最好屏障”——话虽偏激，包含着很深的道理。
最好的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心里不存任何杂念邪念，让灵魂彻底干净纯洁(灵魂深处闹革命，是“文革”
年代的口号，但让灵魂纯净的愿望本身却是好的)。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走八正道，能令众生苦集永尽，达于涅盘寂静的圣境界。故八正道亦称八圣道：一是正见，即正当的见解，不为俗见惑见所惑。二是正思维。一般人的思维，多由妄念而起，苦修道既见四谛理，即以无漏智慧发动思维，而使真智增长，断除迷惑，而证真性。三是正语。以正当的言语而修口业，不说谎，不吹牛，不诋毁诽谤，不胡说八道，不拨弄是非，不花言巧语，则口业自净。四是正业。不染三毒，清清白白，正正直直做人。身不造杀盗淫，口不说欺妄言，意不起贪痴，谓之正业。
五是正命。即以正当职业谋生，离五邪——诈现异相，自说功德，占相吉凶，高声显威，说得供养。六是正精进。
朝着修善修佛的最高目标努力前进，不从事徒苦身心的苦行，或世俗迷信，及外道不究竟之法。七是正念。念从心起，心不离正道，唯念真如实相，或功德相好，谓之正念。八是正定。远离不定、邪定及有漏禅，以真智入于无漏清净的禅定，谓之正定。
释迦牟尼成道以后，还说了世间及出世间种种不同的法门，归纳起来为五乘佛法，即人乘、天乘、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这五乘的修持和所证的果位是：
人乘：乘五戒以生人中。
天乘：乘十善以升天道。
声闻乘：乘四谛而证声闻四果。
辟支佛乘：乘十二因缘而证辟支佛果。
菩萨乘：乘六度而证佛果。
人、天二乘为世间法，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三乘是出世间法。我们这里讲讲人乘和天乘也就可以了。人乘的五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戒)与天乘的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不痴)大同小异，互相交织。
全面理解和贯彻十善五戒，对我们凡人来说也算是很高的境界了。
怎样的人才算完美？契诃夫认为：他的容貌，他的衣服，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全是美的，才能算作完美。那么一个人若能做到五戒十善，他不就透体通明、灵魂纯净了吗？
他不就升华到光明清净的境界了吗？他不就是一个完人了吗？
成为完人并不比成佛容易。
二十一
成神成佛，算出世的英雄，与尘世没有多少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无论佛家的宗旨多么美好，目标多么崇高，总也难激起关心尘世利益的多数众生的热情。
政治家、军事家等，是入世的英雄，只要他们振臂一呼，便好汉云集；冲天一怒，可地动山摇。他们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们的祸福，所以他们的名字最易如雷贯耳，他们的事迹最易家喻户晓。
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英雄，在人格、学问上，远远比不上释迦牟尼，在道德品质上更不可与释迦牟尼同日而语。
如秦始皇，无疑是一代豪杰，千古帝王，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度量衡，建立了完善的封建统治体制，修建了万里长城，其功不可谓不大，可这位帝王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如刘邦，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项羽建立刘家王朝后，我们不能不认为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仅从他回乡所吟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诗句，就可以看出他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气魄，高瞻远瞩的眼光，高屋建瓴的思考。可就这么一个开国元首，竟然没有什么文化且早先也曾游手好闲，直到成了统帅也难改痞子气。
曹操这个人物比刘邦还典型。他在军事上、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不用说刘邦，秦皇汉武也比不上。毛泽东曾在《浪淘沙·北戴河》中赞赏他，还写过一幅《三国演义》中曹操说的那句名言的书法：“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可见不是兴之所至偶然为之。曹操确实是纵横捭阖、才华拔萃的大政治家，包藏宇宙、吞吐山河的大英雄，南征北战、越战越强的军事家，他的胜利和成功不是偶然的。
可若说他的为人，他的道德品质，仅从他的一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就可见一斑，说他奸雄是最合适不过了。
由此也可见，尘世众生，管不了大人物道德品质方面的“小节”，相当一部分人还特别宽容，只要你有本事，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能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宁，大家就肯定你，赞颂你。苍天也似乎从大处着眼，不管你奸雄枭雄，只要对众生有益，也给予你最大的福报。
世间的法则也只能如此。大人物若都像战国时代的宋襄公那样，尽管个人的道德品质无懈可击，人格也很高尚，在任何地方办任何事都遵照儒家仁义、礼让的做人原则，不善于审时度势，不懂得权谋，不会起用贤能，却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如此愚蠢，怎能给属下和人民带来福祉？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足以证明，看大人物的道德品质，无疑应更多地从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祸福上去看。他的“小节”只要不给他的决策，不对他造福国家、服务人民的宗旨带来干扰和危害，就不应过于挑剔。
大人物要更多地注意和重视人民的意愿(得民心者得天下)，注意和顺应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秦始皇、刘邦、曹操等成功帝王，是因为处在上升时期，且重视了人民的意愿，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用好了自己的计谋，终究成了大业；项羽的失败，固然与他的才华计谋、胸怀度量不及刘邦有关(不是他自己说的“天亡我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进关以后政策失误，失去民心。崇祯皇帝的灭亡则证明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按说，崇祯与明朝的许多皇帝相比，可算是一个好皇帝，宵衣旰食，日夜操劳，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为自家皇朝也够尽心尽力了。论学识能力、道德品质，虽说他比不上大才大贤大德之人，在帝王中也算得中等水平吧？可他“生在末世运偏糟”，明朝罪孽深重，气数已尽，纵是大政治家、大英雄在世，也难挽必倒的狂澜。
这也正合佛家的因果之说：有什么样的业因，便有什么样的业果，谁也无法改变这因果规律。
若想改变业果，必须改变业因。
二十二
要想改变业因，必须做到十善。
再不要重复败坏社会风气、败坏人心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所谓格言。
再不要吟诵“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所谓诗章。
管它是哪位名人说的，“人生的目的，首先是寻欢作乐”这句话十分荒谬。
管它是哪个伟人的论断，尽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我们不该推崇邪恶的行为和卑劣的手段。
一个人奸诈阴毒，作孽太多，甚或伤天害理，为什么不会如佛教所说，沦落于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呢？我们不是常听有人骂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比鬼还坏，骂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是畜生吗？
我坚定地认为，一个能算作“人”的人，就该向善，就该上进，就该努力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就该时时事事处处以十善的标准对照和要求自己，一旦犯了错误，一是要感到羞耻，二是认真改正。“放下屠刀”尚能立地成佛，改掉错误不会影响自己的高大和完美。
作为一个领导人，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除努力做到十善之外，还须谋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富裕幸福。
要完全做到十善，对我们这些有男女饮食之欲，宫殿苑囿之好，喜利趋权之念，恩怨报复之心的凡人来说，确实是很高的标准，没有很大的决心和很强的毅力，是很难做到的。
一、关于不杀佛家的不杀，不单是指人，还包括不伤害牲畜虫蚁的生命，甚至连贩卖猎具渔网亦为间接的助杀。但就是这样的大慈大悲，对暴力入侵的敌人，对谋财害命的恶徒，佛门也主张还击，认为执干戈以卫社稷，阻止恶徒害善良，是慈悲勇猛的表现。《大法鼓经》载：“譬如波斯匿王，与敌国战，时彼诸战士，食丈夫禄不勇猛者，不名丈夫。”可见保卫国家、保卫大众和自己的生命不遭侵害，奋起还击是允许的。
我们说的不杀，比佛门的规定得宽松一些。我们得遵循尘世的道义，国家的法律。但也不能嗜杀，不能以一己私欲，逞一时之愤而伤害生命，不能因战争或阶级斗争而枉杀无辜。像李逵那样，每逢战事，赤膊上阵，冲锋向前，这是好的；但他往往杀人杀得性起，便不管青红皂白，连周围的老百姓也“排头砍去”，这就罪恶深重了。对待思想恶劣或有轻微罪过的人，要严格教育，严厉警戒，但不能“引蛇出洞”，逗之诱之使其“犯罪”，然后擒之杀之。
不能像关云长那样，过五关时，人家执行上级命令，不放其出关是对的，你想出关，走就是了，不该连杀六将。后来，关羽被陆逊要了脑袋，阴魂不散，一路高喊“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观世音菩萨说：“谁还颜良、文丑之头？
谁还那五关六将之头？”
就是制止侵略，也应像杜甫说的那样，“苟能止侵略，岂在多杀伤”！我们都知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是赞美汉朝将军李广的。李广戍边守土几十年，出生入死建奇功，可谓声名赫赫，功勋卓着，可至死也没有封侯。问其原因，司马迁认为是坑杀降卒，损了阴德所致。如真是这样的业报，李广也该谢天谢地了。
对待犯罪，尤其是祸国殃民谋财害命的犯罪，理应依法惩治。但不能轻罪重治，更不能枉法冤治。
就是对待证据确凿的罪犯，也该像欧阳修在《泷岗阡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慎之又慎：“你父亲做官吏，常常夜里点烛看公文，屡次丢开公文叹气。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死罪的案件呢，我想法子救他，不能够呢！我说，命可救吗？他说，就算真的救不了他的命，那死者和我也都没有遗憾了。想那些常常设法救人的好人，一不当心，还有错死的呢，何况世上求死的人多着呢”——如此慎重厚道，理应给予福报。
对待轻罪之人，应该指出出路、督促其改邪归正，不能施加太重的压力逼其自杀。我原先所在的单位，在“四清”和“文革”中，曾有几人自杀，或是说了错话被反复批斗，或是所谓“走白专道路”被大字报点名，不堪重压而自杀。此类现象，足以使所有善良正直的人们心理发怵，头皮发麻：宝贵的生命就如此轻易地毁灭吗？
最使我难忘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位青年工人的自杀。他因将单位里的一台小马达(当时价值一百多元)偷了送给乡亲，被单位专政。这位青年工人出身不好，且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刻偷盗单位的马达，无疑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专政小组白天批斗他，晚上让他交代新问题。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这位青工乘看管他的两个民兵睡熟之机，溜出去跳了黄河。半年以后单位的主要领导调到另外一个单位；一年以后，当我重新遇见他时，不到五十岁的他已由一头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是因为那位青工的自杀使他过于痛苦吗？
我了解这位领导，他是个外严内慈的好人。那位青工的死，不能怨他，当时的气候如此，谁当领导也只能如此。
不能饶恕的是那类借运动整人害人、致人于死地的奸恶之徒。
死的已经死了，让我们记住这类惨痛的教训；活着的应该面向未来，共同努力，让社会风气和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经历过劫难，思考过生死，于是我理解了一些国家宣布免除死刑的意图。至少这是一种文明、大度、自信、宽厚的表现。同时，我也理解了世界各地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们的博大胸怀和慈悲心肠。我认识到，一个不关心甚至漠视别人生命的人，一个任意猎杀动物的人，不可能真正地关心和重视人权，更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关于不盗有一般觉悟的人，都可做到不撬门扭锁去盗窃，不混在人群中掏腰包——这样直接、有形的窃取抢劫，连一些小人都不为；但间接的、无形的盗，却是一些貌似正人君子者也很难说没有的罪行。
我们不必说勒索诈欺、巧取豪夺的盗了，因为这种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更不必说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贪官了，因为这类人早已为人们所不齿。这里要说的是更隐蔽、更容易被忽视的盗。如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收取贿赂，是不是盗？不予而取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是不是盗？多吃多占多捞好处，是不是盗？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曾随某厂一位副厂长去某农场了解情况。吃饭当然是吃“小灶”。那时候社会风气还好，还没有吃喝风一说，就算是招待领导的”小灶”，也只是两荤两素外加一碗鸡蛋汤(中午、晚上皆如此)，而且每天要交一斤粮票外加四角钱的菜金。对我来说，花四角钱吃那么好的饭菜，总觉得已经是占了公家和职工的便宜，心里颇有点过意不去。可那位平时说得很漂亮的副厂长在交钱粮时，竟然郑重地说：“我的饭量不大，一天交七两粮票三角五分钱吧！”我听了这话，心里像吃了一只苍蝇，副厂长的形象也一下子在我眼里变得丑陋了——一个副地级干部，怎么能这样算账？我真想当面顶他一句：“你吃得比我还多！
如按你吃下的实际价值计算，一天少说也有四元钱，收你四角，觉得吃亏了吗？”可食堂管理员却点着头微笑着说：
“收七两也多，收你半斤粮票、三角钱合适些。”
我今天写下这一事实时，仍不断地自问：是不是自己太小肚鸡肠了？我虽算不上大度，但也绝不屑于计较这类小事。实在是这位副厂长工资较高，有出差补贴，多吃多占了却不愿出四角钱的反差，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太贫穷。一些真正贫穷的人不是也有光明磊落，一尘不染的吗？何况这位副厂长实在可以算得上当时的富人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太自私、太猥琐。
据观察，他除了文化程度不高、思想水平较差外，也应该说是一个好人，可怜的好人。
如果将副厂长这类占小便宜的事也算作没有不盗之善的话，那起于八十年代初的吃喝风(再也不交钱和粮票了)，是不是有硕鼠之嫌？发展到今天，某些握有权力，私心太重的人已经是“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黑色收入)，更有甚者到处接受“礼品”、索要贿赂——这类人，并不比古时候在江河深处、在偏僻老林执刀剪径的江洋大盗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