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袁术想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对前来投归的张承说：“以我土地之广，士民之众，仿效汉高祖当皇帝不行吗？”张承说：“这在于德，不在于强，如果有德，虽然开始实力不大，也可以兴霸王之功，如果凭借势力就称帝，不合时宜，就要失掉群众，想兴盛是不可能的。”
袁术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老部下江东孙策总该支持自己吧，不料孙策给他写信说：“董卓贪婪淫逸，骄奢横暴，擅自废立，天下的人都痛恨他，你怎能步他的后尘呢？”还说：“你家五代都是朝廷名臣，辅佐汉室，荣誉恩宠，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理应效忠守节，报答王室，这是天下人所期望的。”袁术看罢，大失所望，还气得生了一场病。
由于追求皇帝骄奢淫逸的生活，袁术把富庶的淮南地区糟蹋得残破不堪。士兵不为他卖命，老百姓也不支持他，都纷纷逃走。左右部下也是离心离德，形成混乱状态。对此，曹操问袁术那边投过来的何夔说：“听说袁术军中发生变乱，实有其事吗？”何夔回答说：“袁术无信人顺天之实，而望天人之助，这是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失道之主，亲戚都背叛他，何况是左右部下！依我看，这变乱是事实。”曹操说：“为国失贤则亡，像你这样的有用之材，袁术都不善用，发生变乱，不是很正常的吗！”
第二年夏天，袁术实在混不下去了，便放火将宫室烧掉，带着一帮吃闲饭的人到徽山去投靠他的部下陈简、雷薄，不料遭到了拒绝。袁术手下的人散去的就更多了，他像一只丧家之犬，忧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把“传国玺”让给在河北的袁绍，这样仍然可以由袁家来当皇帝，自己也有个安身之处。
曹操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刘备和朱灵去截击袁术。袁术一到下邳，没想到被拦住了去路。
袁术只得掉头返回淮南。逃到离寿春80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身边已无粮食可吃，询问厨子，回说只剩有麦屑30斛。将麦屑做好端来，袁术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其时正当6月，烈日当空，天气酷热，袁术想喝一口蜜浆，却怎么也找不到。袁术坐在床上，独自叹息了许久，突然一声惊呼：“我袁术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啊！”
喊完倒伏床下，在吐血一斗多之后死去。
袁术目中无人，刚愎自用，不听忠言，最终只落得个悲郁死去的下场。孔子也说“下交不渎”，与比自己低的人相交往，不要高傲怠慢，放不下架子，居高临下地发号示令，盛气凌人，人们必定会对他避而远之，朋友们也会越来越远离他。对别人态度傲慢的人，往往会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更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就这样夜郎自大下去，只会连一个朋友也交不到，如此下去连必要的合作共事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不恰当的态度对待朋友和身边的人，因为他们是重要的伙伴和力量，如果连他们也失去了，那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本本分分，切忌张扬
张扬的人是明哲之士所轻视的，愚蠢之人所艳羡的，诌佞之徒所奉承的，同时他们也是自己所夸耀的言语的奴隶。
一次，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带着5岁的小女儿珍妮，给夏令营的小朋友讲故事。盖达尔要为小朋友们讲的是他们期待听的童话故事《一块石头》。
大礼堂里，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盖达尔讲故事，除了盖达尔的声音，整个礼堂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这时，小珍妮却旁若无人地在礼堂里走来走去，偶尔还故意使劲儿跺跺脚，发出惹人烦的声响，跺完脚后还露出得意的神情，她的举动仿佛在告诉小朋友：“你们看，我是盖达尔的女儿！你们一个个都在听我爸爸讲故事，这些故事我每天都能听到！”
盖达尔看到女儿的行为，停止了讲故事，他突然提高嗓音，严肃大声地说：“那个猖狂的小家伙是谁？请你们把那个不守秩序的小家伙撵出去！她妨碍了大家安静地听故事。”
小珍妮一下子愣住了，她没有想到自己亲爱的爸爸竟然这样说她，她连哭带喊赖着不走，想让爸爸心软，但盖达尔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工作人员把珍妮拉出会场。
之后，盖达尔又继续给孩子们讲故事，故事讲完时，孩子们对盖达尔报以热烈的掌声。盖达尔给孩子们讲的不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还通过对小珍妮的惩罚，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无论是谁，都不应以优越骄纵，过于张扬。
有功者往往居功自傲，盛气凌人，贪权恋势，殊不知杀身之祸多由此而起。十分功绩，若夸耀吹嘘，则仅剩七分，如果凭着功劳而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其至仗势欺人，那么功绩自然又减三分。自明者不管功劳如何卓著，都懂得谦虚谨慎，面对人生荣辱得失，以平常心态视之，当抽身时须抽身。功成而身退，则可垂名万世，若争功夺名，贪爵恋财，忘乎所以，居功自傲，必将招致祸害，最终身败名裂。
清朝名将年羹尧，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但是他后来却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这位显赫一时的大将军多次参与平定西北地区武装叛乱，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1723年青海叛乱，他官拜抚远大将军，领兵征剿，只用一个冬天，就迫使叛军10万人投降，叛军首领罗卜藏丹津逃往柴达木。
因为他的卓越才干和英勇气概，年羹尧备受康熙和雍正的赏识，成为清代两朝重臣。康熙在位时，就经常对他破格提拔，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被晋升为一等公。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年羹尧，真是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
年羹尧自恃功高，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他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的时候，令他们向着北边叩头谢恩，在古代，只有皇帝能这样；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来是属于平级之间的公文，而他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这些都是不合乎朝廷礼仪的越位举动。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尊敬优待，但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一般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的地方，地方人员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迎诏，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然不行礼而宣读圣谕。
有一次打仗归来，年羹尧进京拜见雍正，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却安然坐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在雍正面前，他的态度竟也十分骄横，不遵循大臣应守的礼仪，让雍正非常不高兴。
年羹尧陪同雍正皇帝在京城郊外阅兵，雍正对士兵们说：“大家辛苦了，可以席地而坐。”连下了三道圣谕都没有一个人动，直到年羹尧说：“皇上让大家席地休息。”这时全体士兵才整齐地坐下，盔甲着地声震动山野。雍正觉得很奇怪，年羹尧解释说，将士们长期在外打仗，只知道有将军，哪知道有皇帝？这本身虽然说明年羹尧治军有方，但年羹尧本来就功高震主，飞扬跋扈，雍正当时早已产生疑惧。
年羹尧不仅凭着雍正的恩宠而擅作威福，还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他的亲信。此外，他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极度不满。年羹尧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忌恨和皇帝的猜疑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功高震主，居功擅权，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几次暗示年羹尧收敛锋芒，遵守臣道，但年羹尧似乎并没放在心上，依旧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风云骤变，弹劾年羹尧的奏章连篇累牍，最后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命赴黄泉，家破人亡，如此下场实在是令人叹惋。
“福兮祸之所伏”，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荣耀或许就是祸害的开始。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低调行事的作风，不飞扬跋扈，不居功自傲，以一颗平常心态看待人生荣誉，才能以不变之心应万变。
谦虚谨慎是成功人士必备的品格，它能使一个人面对成功、荣誉时不骄傲，把它视为一种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力量，而不会陷在荣誉和成功的喜悦中不能自拔，把荣誉当成包袱背起来，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故步自封，更不会因为功绩而妄自尊大，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从而避免了因成功而带来的祸害。
得势的时候要不时地提醒自己“福兮祸之所伏”，慎言慎行，宽容礼让，才能保持其成功长盛不衰，即便从顺境陷入逆境，也能做到不惊不诧，应付自如。
人生处在顺境和得意时，最容易张扬。张扬是许多没有远见的人的共性，他们本来就没有大志向也没有大目标，只是在一种虚荣心的驱使下向前奔跑，目的只是想博得众人的喝彩。所以众人的掌声一响便认为达到了人生目标，便想躺在掌声中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再奔跑，可以昂头挺胸地在人群中炫耀了。
太张扬的人，没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有了一点点的得意便以为人生的荣耀不过如此。这些人中也有许多有才华的人、有实力的人和有发展前途的人，如果这些人能够踏踏实实地做人，可能会成就一番事业，可他们却往往因为目光短浅而在张扬中夭折。
张扬也可以说是一种误解，一种把暂时的得意看成永久得意的误解，一种把暂时的失意当成永久失意的误解。低调的人明白，这个世上永远没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张扬的事情。
恭恭敬敬，让他人得意
人人都有虚荣心，低调的人会适当地满足别人的虚荣心，让别人对他心存感激。
美国著名人际交往专家戴尔·卡耐基在其《美好人生》一书中，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卡耐基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到达森林公园。他常常带着他的小猎狗到公园散步。因为他们在公园里很少碰到人，又因为这条狗友善而不伤人，所以卡耐基常常不替小猎狗系狗链或戴口罩。
有一天，他们在公园遇见一位警察。警察严厉地说：“你为什么让你的狗跑来跑去而不给它系上链子或戴上口罩？你难道不晓得这是违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