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汉皇尝言吾运筹得子房，给馈饷得萧相国，而攻取以韩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则诸臣就功，宜无与三杰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关为第一，是亦宜矣。于功次宜在子房、韩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复不为位次，乃用曹参次何。功出信下，则高祖当言战必胜攻必取在参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哙、郦商、灌婴非次参为诸公上，宜若末安也。如张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欧、虫达辈非无显功于世，而先诸公，何谓也？且书丹血盟山河并久，宜其次功无轻重差缪，乃可以安天下雄杰而无怨谋，岂张、奚辈大功在世而难于料耶，不然，何甚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及文、景世，诸侯号为强盛，乃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终，七国谋衅，议者常咎高皇封国过制使然耳。《周礼》“公五百里”，盖不啻三四万户矣，奚至卒长久安宁而汉易为闲隙耶？
问：《春秋》之法，变古则讥之，复古则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则乱矣。观秦、汉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于败乱者，有由然矣。虽然，由秦、汉而下距至今，去古愈远，幸一旦思复，则又惧牵制泥古之失，否则《春秋》之所讥，然则覆复之为可耶，抑亦从时之变为可也？幸究微以要圣人之中。
私试策问
问：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无损乎？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长，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没其间。此岂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进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纷纭之害，将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岂无术，不讲故也。愿闻其详。
拟殿试策问
皇帝若曰：呜呼，维天佑民，实相乃后，锡以多士，咸造在廷，顾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释畎亩之安、轻千里之远而从朕游者，夫岂为利禄哉！闻之于师，而欲献之于君；修之于家，而欲刑之于国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愿闻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纵未及孔子之有成，犹当庶几于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风俗未厚，刑政未清，阴阳未和，厥咎安在？朕虚心忘己以来众言，而朝廷阙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实，有所未闻；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责，捐利与民，而农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获者也。其悉言之，无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杂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干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儒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面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壖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海水，伊、洛、潼、涧之属，亦从而冶。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义。”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白天圣中，沼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莫，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干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干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干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马来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婪，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