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宁波人叫“车干河”。过去农田用水车排灌，河水干了，水车只能干转。
那一年，我大概六七岁。入伏以后，家门口的河道竟然露出了河床。这条河是后塘河的支流，十几公里长，宽约十几米，深有三四米，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说，活这么久没见过河底朝天。
刚露出河床时，村民们很兴奋。所谓水浅鱼清，只见成群结队的小鱼浮出水面喘气，而大鱼们则城府要深些，藏身桥墩下，偶尔在水底划拨一下鱼尾，吐一口水泡。村民们拿着各式各样的渔具下到河床捕捞。水深一点的地方，有村民围出一处渔坝，把水抽干，将大鱼小虾一网打尽。更有精力旺盛的人，彻夜不眠，打着手电、火把对鱼们进行扫荡围剿。
河道里的水流眼看着就断了，村民们在享受完餐桌上的鱼鲜后，开始担心稻田的插种问题。
所有人都期待着一场透雨，但气温依然高烧不退。整个世界仿佛就是明晃晃的太阳，知了躲在憔悴的柳梢上拉长了声音拼命地嘶叫，黄狗伸出舌头在墙角喘着粗气流口水，老母鸡在庭院角落里耷拉着翅膀伏地打盹。河岸上、田野间，绿色的生命在痛苦地呻吟，狗尾巴草和野牵牛花在焦渴中死去……
傍晚时分，仅留一汪河水的河埠头挤满了人，人们轻手轻脚地洗衣、洗碗，生怕把少得可怜的水弄浑浊了。母亲总是等夜深了，才在深一点的积水潭里把一桶一桶并不干净的水拎到水缸里，然后放上几颗明矾。第二天，缸底便有厚厚的一层沉淀物，喝起来有一股涩涩的味道。我们不敢随意糟蹋水，因为这一天做饭烧水全指望它了。
村里有钱的人家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打井，也许是土质的问题，井里抽上来的水并没有传说中那样清澈甘甜，但这不影响井的主人做顺水人情，每到傍晚，总有许多妇女小孩守在井边排队取水。
老天爷好像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村民们的脸上全是焦灼不安的表情，家家户户都能听到长吁短叹的声音。一些保水条件差的农田开始出现裂缝，枯萎的秧苗变成一棵棵干草。更有大片没有插种的稻田，眼看着就要荒芜了。
父亲不死心，起早贪黑到处找水，村里的小水塘、大河沟，但凡能舀起一瓢水的地方，他都舀起来，倒在大水桶里，再一担担挑到自留地里去，看到哪株苗快旱死了，就往那株苗上浇上半瓢水。村里人不理解，嘲笑父亲夸父追日，但父亲依然坚持，说能挽救一株是一株，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回到家，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哀叹，而母亲则总是骂骂咧咧，诅咒这可恶的旱情。
十几公里的河道终于彻底干涸了，干涸得如此透彻。河床上板结的泥土又硬又钝，爬满了一条条粗大的裂缝，零星尚有水迹的地方，静静地匍匐着一些瘦瘦的虫子。
这中间，母亲抱着弟弟领着我，去了一趟外婆家。那条路原本挺长的，但因为河床干涸，我们抄了近路。行走在河床时，我看见有尘土扬起在母亲的脚后。“河里的水都流到哪里去了？”我问母亲。母亲抬头看看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说，到海龙王那里做客去了。“那它们还回来吗？”“你们做人乖一点，它就回来了。”母亲说。
农历七月半，老天爷终于赏了一场大雨。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午睡，天空中有阴云慢慢撑开，隐隐有雷声传来。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连着下了两天。村民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等不得天晴，就纷纷下地，把四处流窜的水流引向田间，然后，赶着黄牛耕地、耙田，准备补种秧苗。
喝了两天雨水，田里的秧苗还是泛起了绿色，但毕竟炙烤太久，秧田板结得厉害，拔秧成了村民们的一大难事。有村民急中生智，拿起铲子，把秧苗连带一层泥土都铲起来，再小心翼翼地分开，然后用稻草一小把一小把地绑起，再集中抛洒到农田里。村民们纷纷仿效。这样花了十来天时间，大干加苦干，终于让全部水田都插上了秧。
那两天的大雨把全村人给救了，入秋后，秧苗都坚强地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