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
——《墨子·公孟》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登上皇位后，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勤政爱民，注意节俭。他还特别告诫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琼。三皇子杨俊在平灭位于江南的陈朝、结束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被封为秦孝王。他既是功臣，又是皇胄，觉得国法是管不到自己头上的，于是就放纵自己，胡作非为。他和他的手下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而且放债求利，下层官吏和百姓深受其苦。
隋文帝听说三皇子杨俊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查办此事。开始时，他还念及父子之情，只是惩办了杨俊的手下（因此受株连的有一百多人），以为这样可以使杨俊有所收敛。
谁知杨俊恶习难改，他不仅依然我行我素，而且竟依照皇宫的规格来营造自己的王府，奢侈华丽到了极点。同时还从民间搜罗了大量的美女、歌妓，供其寻欢作乐。
隋文帝见杨俊如此奢侈腐化，再也无法容忍了。他深切地认识到，如果再对杨俊庇护宽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效尤，以致危及隋朝的长治久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隋文帝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先将其软禁起来，再依法惩处。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左武卫将军刘升以为这只是隋文帝的一时气愤之举，等气一消就没有事了，于是就向隋文帝进谏说：“秦王功劳很大，现在只不过是多花了朝廷几个钱把王府修整一下，也算不了什么大错，臣以为可以宽容，教育教育也就算了，还是恢复他的官职吧！”
隋文帝说：“国家的法律是不能违犯的。皇子犯了法，也必须受到惩处。”刘升还是一个劲地为杨俊求情，劝隋文帝恢复杨俊的官职。只到隋文帝脸上显出愤怒的样子，刘升才停止了劝谏。
这之后，朝廷重臣杨素也来进谏，说秦王虽有过错，但不应受到这样重的惩处，请隋文帝仔细斟酌，对杨俊手下留情。隋文帝对杨素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你的意思办理，那为什么不对皇帝的儿子特别制定一套法律呢？我倒是想赦免他，可是国法饶不了他啊！过去，周公还诛杀其弟管叔和蔡叔呢，诚然我远远不如周公，但也不能损害法律啊！”杨素听了隋文帝的这一席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皇子杨俊听说父皇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知道自己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安，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给父皇写了封认罪书差人送去，请求从轻发落。
隋文帝对送认罪书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俊儿，他犯的罪国法难容。我惩处他，心里也很难过，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子孙后代有所警惕，不敢再胡作非为。不然的话，隋朝的天下会被很快断送的。”杨俊听了这话，病情加重，不久就死去了。
杨俊死后，隋文帝又吩咐把杨俊的府第充公。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诚信在治国方略中处于基础地位。所以，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隋文帝忍痛依法惩办爱子杨俊，以行动昭示法度，取信于民，的确是一位诚信的君主。
真是“国无信而不昌”啊！隋文帝在位时，以信义治国，从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其子炀帝则暴虐无常，只顾自己享乐，于国于家无信义可言，终于国败身死。大到治理国家都需要守信，更何况个人处世立身啊！当代有为青年能坚持信义，真诚守信，于私则能安身立命，于公亦能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