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美建交:邓小平与卡特握手纪实
46281800000026

第26章 邓小平说:我是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邓小平心灵最沉重的双重打击

他这颗坚强的心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和打击。

但是,1976年元旦一过,他突然变得闲下来,坐在宽街古老大院家里的厅堂中,他才感受到对他心灵的双重打击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

首先是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经过了最近的第六次手术,医疗组的大夫们尽了最后的努力,已经不存在别的希望了。元旦那天,医疗组已经作了周总理病危的通知,他悲痛的心已经做了准备,他不能过于沉浸在极度的1976年1月,邓小平主持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悲伤之中,周恩来未竟的许多事,需要他接下去完成。

再就是矛头对准他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股风越刮越急,首先是一个多月前,让他今后只是“专管外事”。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与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1月2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又“靠边站”了,他知道,接下来的是人家又一次打倒他。

就在现在,大墙外隐隐约约传来广播那篇针对他的社论的声音。那是从不远处一个学校操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传过来的。那篇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搞的是不点名的点名批判。“四人帮”炮制的社论编造说: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社论里传达出了毛泽东对他所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姚文元他们搞的社论顺杆上纲,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高喊着要继续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就是在到处播发批判他的这篇社论声中,最后接见那两批美国外宾的。1月2日以后,他从报上看到又来了别的国家的客人,但没有安排他再接见外宾。

他最后剩下的“专管外事工作”的权,也随着这篇社论发表而被夺去了。他没有消沉,既然闲了下来,他也像在江西那座陆军学校的院子里每天转圈散步沉思一样,如今又每天在宽街这座王爷旧院里转圈散步,默默沉思着国家、民族和党的命运,沉思着国际风云变幻与世界格局……

当然,他首先是冷静地梳理着有关最近这场风波的思路。

革命群众在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中,将矛头直指“四人帮”。

邓小平婉拒毛泽东的提议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原来,在前年(1974年)底、去年初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去年4月间,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江青一伙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批评和斗争。江青迫不得已作了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他还记得,那是5月3日的夜里,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一次亲自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毛泽东明确地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这样搞呀?”

没过几天,毛泽东还找他谈话,肯定了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是说过去人们不敢惹江青,这种状况在政治局快要转了,毛为此而高兴。

他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并鼓励他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他也明确回答:“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

他又对毛讲:“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了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他就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

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批评江青。但是,他心里也在思考,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江青,不让他们一伙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同时,毛又认为“江青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她和“四人帮”的错误认为“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他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抓整顿以来,已经多次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尽管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还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关键性的分歧就会使他与毛产生矛盾。

果然,1975年9月,毛泽东将侄子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担任联络员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毛远新很快就跟江青勾结在一起了。毛远新利用在毛泽东身边的机会,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毛的耳边说了一些挑唆性的话:“今年以来,有一股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风。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说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话触中了毛泽东内心的痛处,他立即警觉起来。毛泽东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站在江青一边反对邓小平。毛泽东开始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两个: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毛泽东开始认为邓小平等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派毛远新找他谈过话。因为有过思考,有思想准备,他提出了异议,作了有力的抗争。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四人帮”那伙人,真是亢奋、活跃极了,恨不得立即就将他打倒。

但是,毛泽东还有其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毛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毛泽东真是用心良苦,提出了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继续两人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

邓小平早有思想准备,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并不含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

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帮人转呈信件给毛泽东了,有些还起了好的效果,比如他帮转的有关故事片《创业》受错批的事。因而,这次也觉得情况属实,就帮转了。可是,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毛泽东与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毛泽东很快就“换马”了

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

外电报道邓小平在12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注意到,在1975年夏秋的时候,北京的报刊上几乎天天都报道邓小平的有关活动;但到了12月间,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

在邓小平“消失”两星期之后,又突然露面了!

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西方分析家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与“四人帮”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毛泽东的复杂心理。

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人民群众在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四人帮”十分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小平出面致悼词。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作,但王洪文、张春桥都自知不够格,于是就提出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适合,还是请叶帅来吧!”

叶剑英明白“四人帮”的用意,但考虑到邓小平所处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邓小平出来作悼词。

还在元旦刚过,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时,叶剑英并不避讳来到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两人交换意见,叶剑英气愤地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做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李维汉)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剑英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后,“四人帮”趁机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邓小平告诉叶说: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分析说:“‘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的!”

邓小平同意叶的分析,说:“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也不能不考虑到自己下台以后的事,未免心情有些沉重,但仍坚定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在讨论周总理追悼会的安排时,虽然邓小平已经无法工作了,但身上的几个职务尚在。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叶剑英就据理力争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

“四人帮”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上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最后画圈批准了这个安排。毛泽东说:“小平应当露露脸,主要是搞检查。”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过后不久,果然就像邓小平判断的,毛泽东“换马”了。

虽说毛泽东要换掉邓小平,但他也看到“四人帮”的野心,没有让“四人帮”

上台代替已故的周总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说:“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