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建树了伟大的历史功绩。本文采撷他伟大而平凡的一生中的几个片断，以寄托我们对他无比沉痛的哀思和怀念。
淘气的童年邓小平的祖先曾有人作过乾隆皇帝的老师。为此，乾隆皇帝给邓家题过一块翰林碑，“牌坊村”由此得名。邓小平的父亲颇通文墨，刚毅过人，做过本县团练局长。邓小平排行老二，共有兄弟姐妹8人。
索尔兹伯里的那本引起很大反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经力图勾勒出邓小平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大致轮廓。为了追寻邓小平的足迹，前年4月16日索尔兹伯里又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来到邓小平的故乡四川省广安县牌坊村，仔细寻找这个“非常有生机的地方”所能给予邓小平的一切。
在广安县20个小时的逗留采访中，索尔兹伯里走访了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和舅娘杨明风以及邓小平童年的伙伴85岁的杨二合。索尔兹伯里了解到，童年时的邓小平精力充沛，机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同时又十分淘气，常爱爬到翰林碑上玩。听到此，索尔兹伯里忍俊不禁，诙谐地说：“从如今的照片和电视上仍可从邓小平的眼神中看到童年淘气的影子。”与蒋经国同窗共读全国政协委员徐君虎早年和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徐君虎、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他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谁能想到，这两个当年的同窗学友50年后竟成了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后，于1925年12月加入共青团的。邓小平比他们年龄都大，经验远比他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付钟、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现为台北大学教授）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个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嘛都围着一条毛巾在脖了上呢？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赚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徐君虎、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天时地利加人和无敌于天下1949年夏秋之交，湖南大学校园迎接长沙解放的腰鼓与天心阁下解放大军的歌声互相呼应。
刘、邓率领部队挥戈南下途中，由湖南地下党组织成员老左担任向导，观光游览了岳麓书院风景区。这所书院位于黄抱洞下的宋代著名学府，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他们踏着斑驳的阳光在林丛中迈进，还不到白鹤泉，沙沙作响的雨点又将岳麓山描绘出一幅水中泛绿的图画。眼看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军衣要淋湿，老左和警卫员小王正准备脱下衣服给首长遮雨，迎面走下一位撑着雨伞下山的老农民。老左赶紧跑上去，将雨伞借来送给两位首长。这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停着脚步，温和而又严肃地对老左说：“赶快把雨伞给老乡送去。”“你拿了别人的雨伞，他下山怎么办？”老左送还雨伞后，给两位首长递上毛巾。邓小平接过毛巾叮嘱老左说：“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有了‘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那就不怕任何困难，真正是无敌于天下口罗。”关心“资阳人”1950年5月，成渝铁路即将动工修建。此线全长405公里，横跨川中12个县的腹心地带。为了保护铁路沿线即将出土的文物古迹，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把张圣奖教授请到浮图关，与这位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专家亲切会见。
邓小平对张教授说：“成渝铁路就要动工了。四川历史悠久，有几个皇帝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地下文物古迹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民工，怕不识文物。而损坏文物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了。因此，请你们专家到工地去寻宝，鉴别出土的文物古迹。”张教授听后欣然从命。
1950年11月，张教授一行到了资阳，在成渝铁路107公里处发现了乌龟化石。这引起了张教授的重视。他从县政府搬进工地，带领队员，顶着地冻天寒，在出土乌龟化石的地方，纵横挖了十几天，零星发现有揭牛、马、鱼化石。
在九曲河大桥工地挖了三天，发现零星骨化石。张教授跳进泥水中的大桥基坑里寻找，忽然，奇迹出现了，一个人头顶骨的化石被张教授从泥浆里捧了起来，他激动得泪流满面。张教授奉命返渝，见到了小平，小平祝贺张教授深入虎穴而得虎子的精神，并致电郭沫若，派人将实物送往北京。后经郭老和北大教授裴文中先生鉴定，这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有35000年左右）。这是继北京周口店猿人和中国山顶洞人之后的又一大重大发现，消息传出，轰动世界。国家决定把在成渝铁路九曲河的黄滨大桥出土的人头化石定名为“资阳人”。
“陈永贵不是个简单的农民”1980年，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安慰他说：“陈老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最清楚的。”后来，山西有议论，说陈永贵怎么怎么的。记者写内参反映了这一情况，邓小平讲了两条：一、起码不是“四人帮”的人。二、大寨卖粮是真的。打这以后，山西对陈永贵说三道四的人少多了。陈永贵一想起，就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在他最困难、最苦恼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出来为他说话，为他解脱。
其实，陈永贵和邓小平同志的感情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陈永贵当副总理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关于农村所有制变革，由小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的报告。今天看来这个主张完全是极左的了。主席立即指示，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十一个省市的李井泉、谭震霖、韦国清等省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实行问题。会上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全面整顿，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并鼓励省委书记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讲的某些观点被江青、张春桥歪曲为右倾翻案、搞复辟。他们抓辫子，打棍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使刚刚好转的工农业喜人形势又焉了。对此，陈永贵一直感到对不起邓小平同志，总想找个机会，倾吐自己的苦衷。一次，他见到邓小平说，我悔当初不该写这个报告。主席不指示，会议不召开，你没这些话，你哪能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同志被这种诚挚和善意感动了，他笑了笑，摇摇头。
邓小平有一次对人说，陈永贵不是个简单的农民，老陈的脑瓜不简单，难怪新华社一个记者和陈永贵一席谈话后，啧啧地称赞说，老陈了不起，很有思想，很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