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惧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会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才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
古代拥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当他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这就好比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道理一样。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超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再比方说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枯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用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智解】
广大民众是立国安邦的根本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方法和体制，才能成就事业。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赵蕤在此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国家与管理的重要，在管理与治理当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设立君主，组织国家政权对整个社会实施管理，让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压制那些想侵占别人的强者，保护容易被压榨的弱者，组织军队在外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推行高尚的道德教化，让整个国家变得文明起来，讲信修睦、遵章守法、互敬互爱、仁义为先。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所以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而所有这些事情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治国之道，首先就要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民，让百姓都懂得应该如何生活。其次便是组织起系统有效的管理机构，让社会有条不紊地和谐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适当的刑罚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对作奸犯科的恶人作出惩处，同时对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的人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关键要以德治为主，严刑酷法只是必要的补充而已。能够让社会长久地保持和谐稳定，让人民享有太平生活的只能是仁政和德政，苛酷的统治只会引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而已。长久下去必然人神共愤揭竿而起，天下又会退回到混合野蛮的状态中去。文子曾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这种“仁政”的思想在孔子学说中占有核心地位，“仁”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博爱理论奠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让人们在精神上有了完善自我的依靠，流传千古，光彩照人，更是管理者可以拿来融会贯通到团队管理中的良方。但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还是一个企业，无论这个组织的管理方式是怎样的，保证其成员的生存都是第一重要的。如果一个组织连其成员的生存都保证不了的话，那么给予幸福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存是最低限度的物质要求——能吃饱，能穿暖。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基本条件，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实现了衣食无忧就不会为了生存资料而互相残杀和争斗，也就摆脱了野蛮的生存状态，开始走上文明进步的道路。
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孔子说：“既富而教。”当人们仓库中堆满了粮食，衣食无忧，有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便不会为了生存去损害别人，那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文明起来，道德感增强。所以说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起码要达到温饱的程度，这是推行仁德教化的基础。没有人民的温饱，其他的一切都是谈不上的。在饥饿与贫穷面前，精神修养和道德要求只能被搁置在一旁，没有物质做基础，食不果腹会让原本善良诚实的人变得凶残奸诈起来，因为生存的需要会让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行为来以求自保。
《水浒传》里有一回讲，鲁智深因为杀人而逃避官府的捉拿，藏在山林中又饿又累，实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便想到了抢劫路人，干起了强盗的买卖。鲁智深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好汉，行侠仗义，扶危救困，可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也干起了为人不耻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良心丧于困地”。所以说如果臣民过于贫贱就会铤而走险，因为生存的需要让他们不但没有了道德礼义观念，甚至无视于国家的法律和刑罚的存在，因为人不穿衣服就不能御寒，不吃饭就不能充饥，因此欲利之心对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因此，《管子》中主张“闭祸在除怨”，意思就是说，要想让社会安定团结就必须去除怨愤。所谓的“除怨”就必须在一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求，使他们没有产生不满的基础，这样人民才能服从国家的法令和社会的规则。正如管子中所说的“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
只有让人民达到温饱的境地，人们在为食物、衣物和其他的生活资料奔波之余，才有可能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发明创造、传播文化等等活动，人们就会变得聪慧起来，变得文明起来，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诚信度增加，社会和睦没有纷争。而社会的和平进步又有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温饱达到富足，人民的幸福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