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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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运命》

鲁迅写过两篇《运命》的杂文。另一篇发表于同年2月26日《申报·自由谈》,后编入《花边文学》。比这篇要早九个月。两文主题有一致的地方,就是论证了运命说的破绽,遂使提倡者,终不能奏效。

《花边文学·运命》一文,说旧社会教人安贫的说教,是“运命”。虽然“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失”就“失”在一个人非到盖棺之后,他的命运终是不可知。因此,他对宿命论就不能不产生怀疑。

还有,命运的预言者——看相、排八字的,对命运之说又各各不同,这也减轻了对命运坚信的效力。

鲁迅根据辩证法中矛盾转化的规律,认为任何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有一利必有一弊”。因此,他即使在穷人买奖券这样的消极现象上,也看出了它潜在的积极意义,显示了不安于命运的“非分之想”。鲁迅说:“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实在是对宿命论的一个打击。

鲁迅在前一篇《运命》中,指出了反动统治阶级提倡“运命”,目的在于“安贫”,但是因为“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在这里,鲁迅在命运说的破绽中,给宿命论以打击。这种乘隙伺虚,给对方一击以致死命的方法,可以看作鲁迅的辩证法的胜利。

后一篇《运命》,更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鲁迅说:“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

但是中国人究竟信不信命运呢?鲁迅发现了这样一种秘密:

其一,“中国的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运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而且找到了“转移运命的方法”。

其二,“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鲁迅所举的例子是:“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能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正因为旧时代的某些中国人无“坚信”,因此也“无特操”。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信。也就容易成为随风倒。所以鲁迅在早年就慨乎言之:“人各有己,不随风波,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但是,这无坚信,用在命运说上,却变成了好事。坚信万事命定,那就是宿命论;对命运将信将疑,又认为可以有办法使它转移,这本身就成为对命运说的否定。

所以,鲁迅说:“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在这里,鲁迅从否定的东西推导出了它的正面的东西。

当然,仅仅“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还不行,因为这将与原来的迷信并无不同,必须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用“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才能使“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定命论的思想,显然是旧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一种迷信,但是,鲁迅发现中国人对这种迷信并不坚信。这种不坚信用在正当的地方,虽然是一种缺点,但用在命运说上,却是一种解毒剂,它可以抵制定命论思想的俘虏。鲁迅从这一点,即从事物内部本身引出与它相反的思想,并由此引出定命论思想的不足持。鲁迅的持论,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从命运说中看到了反命运的思想的扭曲状态,这正是他的思想敏锐的地方。命运说的产生,是屈从于强大的压迫势力的结果;相信命运可以转移,实际上是对命定论的反抗的萌芽。这种思想萌芽,不是外加的,它已经潜伏在当时中国人的命运说里。它可以由此引出对命运说的动摇和否定。鲁迅的杂文,十分善于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解说事物的转化,他从正面现象中看出反面现象,从反面现象中看出正面现象。他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内部找根据。黑格尔说:“人们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绝对的区别。但其实两者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亦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小逻辑》)恩格斯亦说:“正和负可以看作彼此相等的东西——不管把哪方面当作正,把哪方面当作负,都是一样的。”(《自然辩证法》)因此鲁迅从正面的东西可以看到它将向反面转化的形态,即使从中国人运命说这样的反面东西中,也可以看出它自身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