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老先生向自己以前的学生、奉旨巡察抚州（今江西抚州市）的王大人推荐晏殊，称这孩子聪明绝顶、才识过人。王大人听说有这等人才，马上约见晏殊会试。他们在官府花园谈诗作文，甚是投机。王大人见晏殊这么小年纪已能熟读史书经典、背诵古诗名句，非常高兴，只是他朋友的儿子阿元在边上有点心生妒忌。王大人想试探晏殊的创作能力，让他看景作词一首。想不到，晏殊只观察一会儿，便吟出被世人称绝的《踏莎行·晚春》，令王大人实在佩服，阿元则自叹不如。王大人回到京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急忙向宋真宗禀报此事，说是在江南发现神童一名，能熟读史书、精通诗文。宋真宗正想招募各种人才，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下令让晏殊参加开封的科举考试。
开考那天，老先生亲自送晏殊到考场，嘱咐他说：“今天的科举考试不同寻常，他们不但年龄比你大，而且有的已是考场的老手，但我相信你的能力不亚于他们，考出你的真本事来！”晏殊连连点头称是，进了考场。这么个小孩进大考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王大人首先宣布考场纪律，随后发卷答题。阿元打开试卷看到题目后，不由得一阵紧张，心想怎么又是《晚春》，上回我就没有答出来，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把晏殊的词稍作修改，岂不成为佳作名篇，可以轻易博取功名？阿元高兴得笑出声来。
这时，晏殊也打开了试卷，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定神一看，题目的确是《晚春》。晏殊高兴得心跳不已，他想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机会，我只要把作过的词填上，一篇佳作不就出来了吗？这既不是作弊，又能保证取得好成绩。晏殊想到这里，眼前浮现出令人激动的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震耳，他头戴官帽，胸佩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向乡亲们频频招手，好不得意，突然，晏殊耳边响起了老先生的声音：“孩子，你的成绩来得真实吗？做人的基本准则是要诚实，要是自欺欺人，即使能换来好成绩，得到金榜题名的荣耀，也摆脱不了良心谴责。”晏殊感到一阵脸红，马上提笔在试卷上说明原委，请求皇上重新出题，随即交给监考官王大人。众考生以为晏殊已答完试题，不由得大吃一惊，晏殊连忙解释了一番。宋真宗非常赏识晏殊这孩子的为人坦诚，便亲自给他出了试题。
几天以后，发榜的日子到了。但张榜名单中竟有临场作弊的阿元，却没有晏殊的名字。宋真宗很关心晏殊的考试，问王大人晏殊考得如何？王大人不敢妄论，说皇上亲自出的题，还得由皇上钦定。宋真宗看过晏殊的试卷，大为赞赏。当即封晏殊为少年进士。
后来有所作为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出自晏殊的门下。
王安石两奏改错注
学海迷茫未有涯，何来捷径指褒斜。
——赵翼
公元1071年，宋朝大学者王安石接受了一道皇上的谕旨，命其组织学者重新注释《周礼》、《毛诗》和《尚书》。这可是个劳心伤神的事啊！因为那时候的资料并不详尽，检索手段也十分落后，要完成这些注释难度是很大的。
担任《毛诗》注释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父子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翻阅资料，反复推敲，细心审核，取得极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毛诗·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这个诗句，在前人的注释中，把这“剥”字注释为“去掉”。王安石父子根据诗中“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寿眉”的上下文，推出“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的新义。到1075年，全国发行《新经毛诗义》以后，王安石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书中有所疏漏。过了5年，王安石就此事接连向宋神宗上奏了折子：提出删掉“剥枣”的注释，认为“说文解字”应当和人们的共同看法相一致，哪怕是稍有不妥的地方，也必须纠正。
原来，王安石惦记着注释中的“剥枣”一词，在秋收季节，他特意到附近的农村走了一趟。看到家家户户都忙着收割，就向村里的娃娃们询问：“你们的爹娘到哪里去了？”孩子们用他们那稚嫩的乡音答道：“去枣园‘打枣’去了。”王安石听了，茅塞顿开——噢，原来“剥枣”就是“打枣”的意思啊。于是，他马上赶回，上奏皇上，要求去掉他原来作的注释，按照实际的意思重新作注。
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王安石每当谈及，都不免内疚一番。心想，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注释以前到农民的枣园里问一问，了解下剥枣的真正含义，怎能凭想当然妄下结论呢。
黄炎培坦言政权兴衰
学习是终身职业。在学习的道路上，谁想停下来就要落伍。
——钱伟长
黄炎培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来还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他认为，抗战要获得胜利，建国要获得成功，必须先完成政府和民众的合作、中央和地方的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他愿意为实现三大合作的目标尽力。于是，在1945年7月初，黄炎培访问了延安，当时他已经67岁高龄了。
黄炎培看到，在延河两岸高高低低的峰壁上，凿着无数窑洞，都是老百姓的家；中国共产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领导机关的房子，分布在山坡上下，和民间建筑没有多大差别。延安的军政人员不论男女，大都穿制服，朝气蓬勃；老百姓的衣料或是蓝色或是白色的土布，都很整洁。延安人最推崇的是劳动英雄，延安的干部讲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黄炎培想，比起重庆来，延安前途是无限的。
毛泽东欢迎黄炎培到延安来，和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问他：“您对延安的感觉怎样？”黄炎培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于是，他坦诚地说：“我这一辈子活了60多岁，亲眼目睹了很多家庭、团体乃至国家都受着一种周期率的支配，就是它们在兴起的时候是朝气勃勃的，可是很快就衰亡了。因为创业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后来环境渐渐好转了，思想也就渐渐放松了。有的是惰性发作成风，无法扭转、无法补救了，有的是在它的区域、事业发展和扩大的时候，领导干部渐见竭蹶，控制不了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一部历史，‘政怠官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席话，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这话是对的。”而且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以及领导人的作风，结果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抄家搜查。
人民忘不了黄炎培的诚实正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竺可桢勇于坚持真理贵有恒，何必三更睡，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求实的道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他科研工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他的一生始终信守这一准则。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几乎成为中国全民信奉的信条。竺可桢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坚持在真理面前，敢说真话，从不盲目崇拜。竺可桢以他深厚的科学素养感觉到，不宜笼统地宣传“人定胜天”的观点，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一味蛮干，那么人不仅不能胜天，反而要破坏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有不少地方不讲科学，用土枪土炮轰击云层，以达到人工消除冰雹的目的。竺可桢经过深入调查，看出这种做法耗资甚大而收效较小，因而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必须对雹云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不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动员群众以土法消雹的做法，纯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敢于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力排众议，不怕冒着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罪名，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竺可桢和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力主中国人口问题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提出管制生育已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强烈反对。当年，竺可桢对一些地区，大批开垦荒地荒山，不顾水土大量流失的做法，也提出过批评建议。
竺可桢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在我国科技界和其他方面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诚实可信，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于并乐于改正过失。在学术讨论和日常工作中，他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虚心听取，认真正确对待。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他人批评。
竺可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科研精神、为人处世诚实守信的品格，永远长存在人们心中。沙飞采摄新闻重实拍在只能说谎与沉默两者来选择，沉默也是好的。
——何其芳
沙飞是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华北参加八路军，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摄影记者兼《抗敌报》社副主任。从此，他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哪里有战斗，他就奔到哪里去采摄新闻照片，或在报纸上发表，或者举办巡回展览会。抗战军民从沙飞摄影中看到自己战斗的形象，受到极大的鼓舞。
有一次，一场战斗打响了，沙飞闻讯，带领一名年轻的记者赶赴前线。不料当他们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沙飞一面为战斗胜利而十分喜悦，一面又为没能将战斗场面拍摄下来感到惋惜。
这时，年轻的记者说：“沙主任，我去想想办法。”说着，他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青年记者回来，把沙飞带到一处战壕，那里蹲着几名战士。青年记者说：“沙主任！我上学时在学校演过戏，当过小导演。您看现在需要什么场面，我请来这几位战士照我们的口令重演战斗动作，不就可以补拍下来了吗？”
沙飞皱了皱眉头，然后平静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给大家照一张集体相做纪念吧！”
当战士们照完相高高兴兴散去的时候，青年记者茫然不解地说：“沙主任，您怎么把人都解散了？”
沙飞严肃地说：“我们的任务是采访战斗场面，而不是演戏；我们要拍的是新闻摄影，而不是剧照。战斗场面只能在战斗过程中抓拍，怎么可以事后布置现场补拍呢？”
青年记者满面疑惑，说：“事后补拍有什么关系呢？”
沙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可是新闻摄影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哟！”沙飞一边走，一边说：“新闻摄影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我们摄影工作者必须坚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他顿了顿，接着说：“就拿刚才的事来说，如果我按你布置的现场拍了照片，不论是发表到报纸上，还是编入巡回展览的资料中，知情人就会说那是假的。这样的照片还能产生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吗？我们决不能用假现场、假新闻摄影来糊弄读者、糊弄人民！”
青年记者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但他接着叹了口气，说：“这么说来，我们这次采摄不到好照片了！”
沙飞说：“不！我们虽然没有拍摄到战斗场面，但是战斗胜利了。我们去拍战利品，去拍战俘，同样也能让读者享受到胜利的喜悦！”
就这样，沙飞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反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各种题材的照片，将许多历史性的画面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同时带出了一支年轻的革命摄影队伍。谭其骧主编历史地图“圆滑”是虚伪和怯懦的表现。我们不可能靠圆滑去获得朋友，更不可能靠圆滑去赢得成功。
——罗兰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是当代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托他主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工程，国家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63年，10名还未毕业的大学生被派入编辑组，参加这项工作。谭教授对他们说：“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事业，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遵照历史事实！”
一天，谭教授检查新绘的草图，发现一张图上有明显的错误。他对绘制这张图的青年学者说：“这张图将当时的国界线绘错了，请改正过来。”
过了几天，谭教授发现青年学者绘错的草图，原封不动，就问：“这是一张明朝的草图，而不是当代中国地图，你怎么把国界线画得跟现在一样呢？”
接着，谭教授指着墙上的大地图说：“明代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域，在东北地区，达到了黑龙江的出海口，那里是奴儿干都司的管辖地。可是华北和西北呢？明代重修了万里长城，派了重兵驻守长城，而长城以外，在明代后期就是蒙古族控制的地区了。我们绘图必须尊重这个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