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3年，晋朝大将祖逖带着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渡江北伐后赵的石勒。船到江心，祖逖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思索着这次出征的任务，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站在船头，仰首向苍天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平定中原，光复祖国，誓不南渡大江！”说着，举起一把长桨，往船舷猛力一击，木桨“啪”地一声折成两段，断头飞落入水，被激浪席卷而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全船将士慷慨悲歌，斗志昂扬，大船像箭一样地冲开水面，向北岸飞去……祖逖生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西晋王室的八个藩王为了争夺帝位而互相混战，而以刘聪、石勒为首的匈奴族和羯族的贵族集团，乘机起兵反晋，攻入中原，占据了长安、洛阳和整个中国北方，灭亡了西晋王朝。
生活在这样动乱的时代，祖逖从小就立下为国效劳的大志。他24岁时，和好朋友刘琨同屋睡觉，一天凌晨，野外鸡叫，刘琨骂了一声，翻个身还睡，祖逖也被吵醒了，却说：“公鸡报晓，正是男儿为国健身的时候，起床吧！”从此，他俩每当鸡啼第一遍就起身练武，史称“闻鸡起舞”。
祖逖渡江以后，就驻屯在淮阴，自己动手冶铸武器，招募了两千多名爱国志士，日夜操练。此后又以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人民讨伐石勒。祖逖知道石勒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就打算用计谋战胜他。当祖逖和石勒争夺蓬陂城的时候，石勒占据西城，祖逖控制东城，双方巷战了40天，不分胜负。祖逖就在汴水一带截断敌人的运输线，同时命令1000多名士兵用布袋盛土，装做运输粮饷模样，并故意让几名担米的士兵，假装辛苦疲乏，掉队在路旁休息，等石勒的士兵出来抢劫时，便都弃担而逃。石勒的饥兵抢到米后，以为祖逖的粮饷充足，斗志旺盛，便降的降逃的逃，溃不成军。
从公元316年至321年，祖逖先后收复了安徽、河南一带大片土地，使黄河以南的失地大部分光复了。正当他准备把战线推向黄河以北，打到石勒的老巢，完成统一大业时，东晋王朝发生了动乱，他忧愤地死在了前线。他信守了自己中流击楫的誓言：一过大江就勇往直前，永不回头，为光复祖国，至死方休。
武则天信用徐有功
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
——《礼记·表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很有作为。公元690年，她宣布将国号由“唐”改为“周”。这一做法受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她依靠一批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用严刑峻法来镇压反对派。
有一回，7名大臣被捕，周兴等人判了他们死罪。武则天这次则想从轻发落，说：“古人之所以杀人，是为了禁止乱杀人；我这一次想反其道而行之，用放生来制止杀人。我要赐这7名罪犯不死，大家说行不行。”来俊臣抢着说：“以生止杀真是陛下仁慈的发明，比古人高明多了。但是这7人罪大恶极，还是不要从他们开始吧！”话音未落，另外一位大臣立即上前启奏说：“陛下提出了慈悲宽大的办法，我是完全拥护的，天子无戏言，您已经说不再杀他们，就不应再杀他们，但是来俊臣故意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听了他的，将此7人杀掉，那么陛下今后用什么来示信于天下呢？”
武则天一看，这位大臣是司刑副官徐有功，官职比来俊臣小得多，却敢理直气壮地说话，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大声说道：“徐卿说得有理，这7人一律免死！”接着，武则天又说：“寡人一向赞赏敢说真话的人，徐有功敢说真话，寡人任用他做‘左肃政台侍御史’，负责复审大案要案，我想他一定能尽量避免冤案！”
徐有功一听，连忙跪下辞谢，说：“臣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职责！”武则天感到奇怪，说：“寡人提拔你，为什么要推辞呢？”徐有功说：“陛下用臣下任执法高官，臣下若守正行法，就一定要招来许多诽谤，那样就会置臣下于死地了。”武则天一听乐了，说：“我这‘左肃政台侍御史’，就要用敢于守正行法的人来当。我倒要看看一个守正行法的人怎么会死！”
武则天于是放手任用徐有功。徐有功在复审案件中，改正了许多周兴、来俊臣等人重判的案件，救活了许多人的性命。
一次，来俊臣将一宗大案呈奏武则天，并要处死案犯。武则天一看，是涉及一件谋反的案子，正要对案犯判死刑表态，徐有功说：“陛下，这件案子臣下复审时，已认为不应当重判。”武则天很奇怪，问：“为什么？”徐有功说：“此案的主犯已经处死了，本案犯是从犯，经查，与主犯并无直接勾结，处死则是朝廷不当！”
武则天不爱听“朝廷不当”四字，周兴乘机说：“徐有功故意为死囚说话，其罪当诛！”武则天大怒，说：“来人，将这个故意为叛逆说话的人，推出去斩首！”
徐有功当场被绑了起来，当他被押出殿门时，回头看武则天一眼，义正词严地喊：“臣虽死，法终不可改！”说完，挺直胸膛大步迈向刑场。
这时，长安城内一片肃静，刽子手正等待着行刑的时刻。武则天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一些，突然想起徐有功说过：“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徐有功确是履行了“守正行法”的原则，处死他倒是自己失去信用了。于是，她下了紧急命令：“快传旨，赦免徐有功，官复原职！”
武则天任人以信，徐有功官复原职后，那一批酷吏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敛些了。
寇准坦言国家大事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礼记·中庸》
寇准是宋太宗时的一位大臣，一生诚实正直，敢说真话，连对皇帝也不留情面。有一回，寇准在宫中和皇上说事儿，皇帝听得不合心意，站起身来就要走。寇准说：“事没说完呢，您怎么走了？”他追上几步，扯住宋太宗的衣服往回拉，说：“坐下坐下！咱们还得谈。”直到皇上回心转意把事儿办完，他才退下殿来。
公元991年闹旱灾。那时皇上挺迷信，以为天灾是天公故意不作美，就问大臣：“朝廷有什么事办得不好吗？”寇准应声答道：“怎么没有？咱们国家执法不公平。”太宗一听，又是寇准出难题，心里十分生气，宣布退朝。可是太宗冷静下来想想，又把寇准请到里屋说话。寇准说：“皇上您把管钱粮的太膏寺和少府寺的大臣叫进来，我就说。”太宗传旨叫主管太府寺和少府寺的大臣进来，寇准说：“前一阵儿逮了两个贪污犯。一个叫祖吉，贪污受贿，斩了；一个叫王淮，贪污受贿，数目比祖吉大得多，可只打他几十大板就放了，还官复原职呢！这不是国家执法不公平又是什么？”皇上问主管二府的大臣：“实有其事吗？”二人说：“没错儿。”皇上问：“怎么回事？”寇准说：“那还不是王淮的哥哥王沔利用他‘参政’的大权包庇他！”太宗一查是实，就把王沔撤职了。
一天，太宗找寇准商量：“听说太子也不守法，怎么查他？”寇准说：“那好办。找一天约太子和他的部属去参加一个重大的典礼，陛下派人去搜他住的东宫，看看有什么不遵守法律的证据。”太宗就照这条妙计办，一搜，哎呀，东宫关着好多人，还有许多刑具：有的是剜眼珠子的，有的是挑脚筋的，还有的是割人舌头的，太残忍了。证据俱在，太宗就把太子废了。
那么立谁做太子呢？太宗又找寇准商量。寇准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储君，不可找后宫的后妃商量，也不可找近臣商量，因为后妃和近臣，都难免有私心。选太子，只能由陛下自己拿主意，选出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来。”太宗低下头想了好久，最后，他让两边的人都退去，征求寇准意见说：“让襄王做太子可以吗？”寇准说：“没有比做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愿陛下立即决定下来吧！”
当宋太宗向全国宣布立襄王为太子的时候，开封城都轰动起来了，说：“真少年储君也！”宋太宗听了，反而不高兴了，对寇准说：“人心都归向太子了，那把我往哪里放？”寇准听了，就一拜再拜说：“陛下，我向您表示祝贺了，因为人心归向太子，表明陛下的确选出了在天下人心目中有威望的人做太子，这是社稷之福啊！”
正因为寇准诚实正直敢说真话，所以宋太宗说：“我得到寇准这个人，就好比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何叔衡秉公改错判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礼记·大学》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他和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省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从此，他忠诚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1年，在闽赣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他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对于犯人，要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判（罪），错判必纠（正），判决要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据。
1932年5月的一天，瑞金县基层法院报批一个案件，一个名叫朱多伸的罪犯被判处死刑。何叔衡展开案卷一看，呀，这个朱多伸已经72岁了，他侵用了一点公粮，被判成反革命罪，处以极刑。何叔衡想：该犯有没有反革命动机呢？应当进一步复审。通过调查，何叔衡了解到，朱多伸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后，和白军作斗争非常坚决。侵用一些公粮只属于一般的刑事罪，根本算不上什么反革命罪。于是，何叔衡改判朱多伸“监禁二年”。
何叔衡信守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有些把持领导岗位的人却攻击他，说：“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用苏维埃法律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同时，他们还把何叔衡的职务撤销了。
何叔衡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处分，但是他说：“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持认为，为革命事业掌管司法大权，必须采取审慎而稳妥的工作方针，不该杀的人，决不能杀，该杀的罪犯，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决不能滥杀，决不能让法律失去严肃性！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求珍品，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同仁堂”里看诚信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季恩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词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记》。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元代散曲杂剧这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