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戏曲发展的全局作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今年87岁了，1990年已经退休。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戴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著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19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颤巍巍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位任课老师铃响后来到教室，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失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可见王季思教授对己又是何等正直坦诚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他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却是难能可贵的。马寅初敢说真话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资治通鉴》
马寅初，中国著名的人口论专家，经济学家。他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且素以敢说真话而备受人们尊敬。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由于他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曾被蒋介石在歌乐山软禁过。但这并没有使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
马寅初说：“我这个人呀，叫我不讲真话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铭：讲别人讲过的话是容易的，讲别人想要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讲别人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学院请马寅初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报告的前一天，院长改变了主意，不想如期进行了。原来是校长听到了国民党政府要派特务进行捣乱的消息，担心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险。
当马寅初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十分平静地对院长说：“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说真话，总是要得罪人的。讲假话，讲大话，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还会博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升官发财，请您放心，我会对付的。”
报告会如期进行，整个商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连附近大学的师生也来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混了进来，情况十分危险。
马寅走上主席台，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人们也开始疑惑不解，因为马寅初教授还带来了女儿，还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木制棺材。
这时，马寅初走到台前，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来作报告，大家有些疑问，我为什么要带女儿来，而且抬来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报告，我为了真理不能不讲呀。我带来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分子的子弹的；我带来了女儿，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分子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的父亲开黑枪的，好让她继承我的遗志，为了真理，要敢于说真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摆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四大家族如何垄断了中国的经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交政府规定的这个捐，那个税，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忍下去了……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人们的情绪，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混进人群的特务分子，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妙，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报告后，据说蒋介石写信给马寅初教授，叫他别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给他官做。马寅初教授看后，把信烧了，说：“我要真理，我要讲真话！”
马寅初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讲真话，在战争年代，是何等的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张爱萍诚招天下将其事信。
——清·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张爱萍是一名高级将领，也是戎马一生，手不释卷的儒将。他不单足智多谋，胆识过人，而且非常注重感情，团结人，信任人，重求信义。他笃信“天下之事，成于同，而败于异”。抗日战争初期，他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当时周总理亲自赠给他宋代程颐说的一句话，叫做“以诚待人者，亦以诚而应”。他坚信不疑，并经常以此教育和影响自己的下属。正因为他具有这些宝贵的品质，所以，在频繁的戎马争战中，他与同事精诚团结，克服了无数困难，为党和人民屡建奇功。
在中国人民海军建军史上，就记载了他以“诚招天下将”的，这样一段历史佳话。
1949年初，党中央发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命华东军“着即组建海军，务必于49年底以前能够配合陆军取下台湾。任张爱萍为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着手组建人民海军。要在一年时间内，完成组建海军任务谈何容易。一无完整战舰，二无海军海上作战指挥人员以及驾驶舰船、谙熟海军技术人才。从陆军选调上来的兵源，也是未见过海的“旱鸭子”。按照惯例，训练一个航海官需六到九年，一个舰上操作兵需二到三年正规训练。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张爱萍采取一个大胆的办法：“招贤纳士”。即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中，广罗人才。当时，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人对这个办法有很大顾虑，认为靠不住。可张爱萍认为，在他们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当初投笔从戎，献身海军事业，并不完全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而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在建设强大的海军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他的想法得到上级肯定之后，立即在全国沿海各大城市设立了招罗原海军人员的登记处。通告一经发出，原国民党海军一大批重要骨干闻讯应召，应验了张爱萍的想法。在登记名单上，除一般人员外，还出现了原海军高级将领：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曾国晟少将等名字。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徐时辅是一位知识渊博、海军事业的匡世之才，但他又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一名亲信，担任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国民党海军司令的把兄弟，蒋介石亲自接见他，并授给他“中正奖”。开始时，徐时辅自己有顾虑，怕不被接纳，在我军当时也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能诚心为建设海军服务吗？张爱萍却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党逃往台湾的关键时刻，他听从了我地下工作者的劝告，没有跟着走，而受到通缉，说明他有爱国心，我们有共同愿望，不能拒之门外。”于是张爱萍亲自接见徐时辅，作了彻夜长谈，面对这位海军全才，恳切地对他说：“欢迎你参加人民海军，建设海军，我们没有经验。希望你真诚合作……”徐时辅被张爱萍宽厚待人。赤诚相见感动得热泪横流，当即表示愿意参加人民海军。贡献力量。自此以后，张爱萍吸收他参加海军建设的重要会议，任他为华东海军训练处副处长，放手使用，充分信任。
使徐时辅终生难忘的是1949年8月份，张爱萍与徐时辅，及其他国民党原海军高级将领一起被毛泽东接见，并合影留念。徐时辅那时34岁，还没有与在北京的未婚妻完婚，张爱萍便催促他尽早去北京完婚。徐时辅爱人的父亲是伪国大代表。有人说：“只他本人就够复杂了，还有这么一个老丈人，张司令何必这么张罗呢？以后怎么说得清？”张爱萍非但没有接受好心劝告，还亲自在北京为徐时辅主持了婚礼。婚礼上，张爱萍祝词说：“祝你们幸福，共同进步！”张爱萍就是这样带着共产党人的赤诚，走进了徐时辅的心扉。张爱萍对徐时辅并非出自一般关怀而已，而是出自真心诚意，在他亲手制定的人民海军建军原则上，是这样写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徐时辅被党的政策感召了，也被张爱萍人格力量震撼了，他说：“我要以心换心，把我的全部才华奉献给新中国的海军事业。”自此以后，徐时辅夜以继日地工作。华东海军部队根据徐时辅制定的计划，仅仅用了三个月，就把一批批“旱鸭子”训练成初步懂得海军知识和操作技术的海军人员，与经过学习思想面貌焕然一新的原海军人员，联袂登上了舰艇。不久，一支用多艘舰组成的人民海军，突然出现在东海洋面。人民海军刚刚诞生就威镇海疆，使敌人闻声丧胆。先后配合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解放了滩浒岛、嵊泗岛、舟山群岛及一江山岛；一举击沉了国民党主力舰“太平号”巡洋舰。徐时辅为新中国海军事业的初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张爱萍在创建中国人民海军过程中，以“诚招天下将”，也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革命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徐时辅等人也受到了冲击，张爱萍不顾身家性命，背着“招降纳叛”的重压，出具证明：“工作是我要他们做的，有问题找我好了。”后来，海峡对岸经常传来原国民党当年把兄弟飞黄腾达的消息，但徐时辅始终不悔。每谈到张爱萍，他老人家用手抹着泪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啊！”他与张爱萍在共同的事业中，结成了患难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