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7年2月，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为了夺取唐朝重要的物资供给地江淮地区，派大将尹子奇统率十几万人马进攻江淮地区的屏障睢阳城。睢阳太守许远知道自己兵力单薄，难以守住，便向张巡告急，请他来帮助守卫睢阳。
张巡见了许远的告急信，想到睢阳的地理位置的确十分重要，便毫不犹豫带领手下将士去支援睢阳。
按照官职来说，许远是太守，职位比张巡高，应该他当守城的主将，可许远看到张巡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便对张巡说：“我不太懂得用兵的事，你智勇兼备，很会打仗，今后就请你统领全军指挥作战。我负责筹集军粮、修造兵器，保障作战的需要。你就大胆地指挥吧！”
张巡见许远这样信任自己，便接过了指挥全城军民抗敌的重担。在和叛军的战斗中，许远毫不因为自己的官职比张巡高而看不起张巡，而是竭尽全力协助他守城。张巡对许远十分尊重，凡是重大的决策，都要和许远商议。他们两人紧密合作，战胜了重重困难，多次打败了敌人，使叛军久攻睢阳城不下。
在守城的战斗中，张巡、许远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打退了十几万叛军的轮番进攻，活捉了敌将60多人，杀死了敌兵2万多人，狠狠地灭了叛军的威风，大长了唐军的士气。尹子奇见自己损兵折将，还是攻不下睢阳，只好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撤走了。
过了几个月，叛军仍不死心，又调集了兵马，重新包围了睢阳城。张巡和许远毫不畏惧，指挥唐军将士兵和叛军厮杀，又一连取得了许多胜利，就连叛军统帅尹子奇的左眼，也被张巡的部将南齐云给射瞎了。尹子奇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又增加了几万人马，把睢阳紧紧地包围起来。
时间一长，城里的粮食不多了，张巡和许远就决定每人每天发一两多米，掺上树皮草根煮了吃，仍然坚持守城。过了一段时间，城里的存粮也吃完了。张巡和许远就下令杀战马来充饥，战马杀光了，又下令捕捉城中的麻雀和老鼠充饥……直到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来了。这时候，全城的将士和百姓战死、饿死得只剩下400多人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叛变或逃走。
公元757年10月，睢阳城终于陷落了。张巡和许远被叛军捉住，残酷地杀害了。他们两人团结守睢阳，坚守了9个月，歼灭了叛军共12万人。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韦皋与郑回二人同心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易·系辞上》
在唐代复杂的民族纠纷中，有两个善于化干戈为玉帛，促成民族团结的出色人物。一个是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个是南诏清平官郑回。二人对恢复唐同南诏的友好关系，稳定西南地区的局势，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唐同南诏交恶，从唐玄宗天宝七年（748）起，历时46年之久，双方都尝过因交恶而造成的苦果。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在韦皋、郑回的努力下，才尽弃前嫌，修复旧好。
南诏，是唐代云南地区蛮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其王姓蒙，蛮族称君长为“诏”。云南原有六诏，即蒙舍昭、浪穹昭、邓赕昭、施浪昭、摩些昭、蒙隽昭，它们又都在云南的南方，故又称南诏。六诏各有君长，互不统属，各自拥有部落。南诏最强，兼并了其余五诏，建立起地方政权。南诏原属剑南西川节度使属下的云南太守（驻地姚州）管辖。
在开元以前，南诏的历代君长都同唐朝友好，并受唐朝册封。皮逻阁继位后，得唐助力，消灭云南其他地方势力，逐步控制了这个地区。以此，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但从此以后，皮逻阁骄傲自大起来，由于双方的利益问题，南诏同唐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天宝年间，皮逻阁死，其子阁逻风继位，南诏同唐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阁逻风叛唐归附吐蕃，自立国号为“大蒙”。天宝十二年，杨国忠执政。唐已大乱在即，却向全国征兵，派侍御史李宓统大军征讨南诏，前后两战皆败，死亡近20万人，天下骚乱。而南诏许多地方也遭到唐兵的极度破坏，双方损失严重。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无暇顾及西南，南诏便乘机攻陷嶲州。其后，又多次同吐蕃攻破唐州、县，夺去大片土地。
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49），时阁逻风已死，孙异牟寻继位。吐蕃又约南诏合兵10万，进攻唐剑南地区，被唐大将李晟打败。唐军乘胜追击过大渡河。吐蕃、南诏几乎全军覆没。经过这次惨败后，异牟寻非常后悔，深深感到依附吐蕃的贻害。从此，吐蕃同南诏的关系出现裂痕，唐同南诏复交有了转机。远见卓识的韦皋和郑回便抓住这个时机，促成南诏同唐和好。
郑回，原籍河南湘州，天宝年间进士，曾任唐朝县令，南诏攻破嶲州时被俘。他因有学问，深得阁逻风器重，被任命为王室教师。异牟寻继位后，以郑回为清平官（丞相），从而成了举足轻重，最得信任的重臣。郑回曾劝异牟寻弃吐蕃归唐，并分析了归唐的益处。异牟寻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便产生了归唐之意。这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听说南诏有归唐之意，便乘机进行运动，促成其事。
韦皋，字武成，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地区）人，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地方长官。贞元元年（785），韦皋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简称剑南节度使），到任后，认为“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对唐威胁甚大要保障西南安全，必须争取南诏附唐，使吐蕃失去援助。韦皋听说南诏有意归唐，便通过蛮族人寄信给异牟寻，主动和他联系。贞元七年（791），韦皋又秘密寄信给异牟寻，劝他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在韦皋反复诚恳地劝导下，又有郑回的支持，异牟寻决心归唐。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4月，异牟寻召集众酋长商议后决定，一面致书韦皋，表明自己归唐的态度；一面派遣使者，拿着以前韦皋寄给异牟寻的信，分道去长安，同唐朝廷商议归附的事。使者到长安后，向唐朝廷献上方物（地方特产），并转达异牟寻“请归大国，永为藩国”的请求。唐德宗非常高兴，赐诏书嘉奖异牟寻，同时命令韦皋派专使赴南诏议和，韦皋便以崔佐时为使，到南诏国都阳阻咩城（又叫羊咀咩城）。异牟寻“设位陈灯烛”，迎接唐使者。
其时，为稳定异牟寻的归唐决心，郑回给崔佐时出了不少主意，使议和顺利进行。贞元十年正月，双方代表在点苍山神祠会盟，宣布两国正式结盟。从此，南诏归附唐朝，异牟寻去掉吐蕃给的帝号，接受唐的封号。两国消除数10年积怨，和睦相处。后来，南诏多次出兵配合韦皋指挥的唐军，大败屡次入侵唐境掳掠和欺压过南诏的吐蕃，取得空前未有的胜利。
南诏同唐结盟，使唐多了一个盟国而少了一个敌国，从战略上孤立了吐蕃，从而更有力地打击吐蕃的入侵，保障西部边境的安全。南诏则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和征敛，取得和平发展的机会。从历史上看，南诏同唐和好，加强了云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对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韦皋、郑回促成南诏同唐复交，无疑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卓越贡献。
欧阳修不夺友人之功
行合趋同，千里相从。
——《淮南子》
夜深了，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还在灯下苦苦思索，为这事他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原来，前几天，他接到皇上的诏书，命令他对自己所撰修的《新唐书》中的“纪”和“志”两部分和宋祁（北宋文学家、史学家，998—1061）所撰修的《新唐书》150卷“列传”部分一起进行加工润色，使之文体一致起来。欧阳修对皇上的命令感到实在为难。一来宋祁是自己的长辈，自己对他一向十分尊敬；二来宋祁工诗能文、素有真知灼见，造诣颇深，诗写得尤其佳丽。再者，各人的想法，毕竟不同，自己怎好贸然去修改别人的文字呢？他思忖再三，感到皇上的旨意难于遵命，于是，便连夜写出奏折，请求圣上收回诏书。宋仁宗看了欧阳修的奏文，感到言之成理，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紧接着，又出现了在书上署名的问题，按照旧例，一本书由几个人合撰，只署其中职位较高者。当时欧旧修是枢密副史、参政知事，而宋祁是翰林学士，当然应该署欧阳修的名，但欧阳修不愿这样，他一向尊敬宋祁，二人交谊又深，感到宋祁在修《新唐书》的过程中花费的心血比自己多，自已怎好凭自己的高位，贪他人之功，掩盖宋祁的贡献呢？于是，他又向皇上奏明，主张同署二人之名。
宋仁宗批准了欧阳修的奏文。于是《新唐书》上“纪”和“志”部分署名是欧阳修，而“列传”部分署名是宋祁。从此两人更加互尊互敬，交谊愈加深厚了。
费宏访友谢罪
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冯梦龙
明朝时，一次皇帝对各地来京的读书人进行考试。没想到，考上第一名中了“状元”的，竟是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费宏。看到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最先头的“金榜”在长安街上挂了3天，费宏的心里高兴极了。他很快就骄傲自大起来，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一位旧时的朋友来找他聊天，因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两个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费宏认为这是伤了自己这个“状元”的面子，一时火冒三丈，就打了那个朋友一个嘴巴。朋友捂着脸．气愤地走了。从此，一对好朋友就互不来往了。
不久，费宏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十分生气。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教育儿子：“你年纪轻轻，却如此不敬重朋友，实在太不像话。你应该赶快到那位朋友家去赔礼，不然的话，你就会犯更大的错误！”随着这封信，还寄去了一根竹板子，要求儿子拿着竹板子去向朋友请罪。
读完父亲的信，费宏感到很羞愧。他立刻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奔那位朋友家。可此时朋友还没有消气，不愿见他。他一连去了三次，都被对方找借口拒绝了。费宏更加不安。他第四次去，就求别人先把父亲的信和竹板子送给那个朋友，请他过目。
忽然，那位朋友流着眼泪跑出来迎接费宏。费宏见他这么伤心，以为他还在记恨前些天的那件事呢，就连忙道歉说：“我太对不起你了，请你别再生气吧！”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我不是生你的气，看了别人送进去的信和竹板子，我太感动了！你有多好的父亲啊！你有了过错，他这样认真地教育你；可是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我有了什么毛病，就听不到他的管教了。我是为这个才哭的呀！”费宏说：“咱们朋友之间，也要互相指出过错，互相帮助改正毛病啊！”
从此以后，他俩共同严格要求，友谊更加深厚了。费宏后来成了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顾贞观赋词救挚友
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
——《淮南子》
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和著名诗人吴兆骞同为江南才子，一个填词，一个作诗，在清初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名气大震。早在青年时代，他们就诗酒交往，过从甚密，或蠡湖泛舟，春郊驰马；或围棋击筑，谈诗论文，志趣相投，肝胆相照。
清顺治十四年（1657），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考中举人，不断有人揭发考场弊端，引起顺治帝震怒，核准礼部所奏：“钦定试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吴兆骞就和其他所有中举者一起被押往北京复试。考场上除考官罗列监视外，堂上摆着桎梏镣铐等刑具，堂下排列着举刀持棍的武士，且每个举子身边还有两个护军夹立监视。在这种气氛下，参加复试的举人大都战栗不安，失去作文赋诗的灵感，有的甚至哆嗦着连笔也握不住。吴兆骞虽有才华，但也受到环境的影响，未能终卷，遂亦以舞弊定案，被杖责40大板，遣送至8000里外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去戍边。
吴兆骞离京出塞时，诗人吴梅村挥泪相送。作《悲歌赠吴季子》诗一首以寄托友情。
1660年8月，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下游侵扰，统领巴海率领军民迎击，吴兆骞写了一首题为《奉送巴大将军东征罗察》的长诗，谴责罗察（即沙俄）的暴行，歌颂巴海率军抗战的爱国正义行动。
吴兆骞被遣送到黑龙江戍边后，顾贞观为好友蒙受不白之冤感到悲伤，立下“必归季子”的誓言。但这个案件是顺治皇帝所亲定，继位的康熙皇帝并无昭雪之意。当顾贞观接到吴兆骞从戍边寄来一信时，才知吴戍边的苦况：“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霜，妇复多病，一男二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
顾贞观读信后，凄伤流泪，深知身居绝塞的好友的凄苦。救友生还已刻不容缓。当他了解到朝廷中身居要职的宋德宜、徐翰学过去与吴兆骞都有过交往，便连夜奔走于这些权贵之间。谁知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这些已飞黄腾达的高官显宦根本不愿出力解难。顾贞观一筹莫展，百感交集，于是挥笔写下了《金缕曲》二首，作为给吴兆骞的复信。
二阙《金缕曲》，对患难之友“悲之深，慰之至。叮咛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中流出”。这种忠贞生死之谊，至情之作，终于感动了顾贞观新结识的一位朋友——纳兰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