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字容若，是清代满族最杰出的词人，其父明珠，官至太傅，主持朝政多年。纳兰性德虽出生在门第显赫的贵族家庭，18岁就中举人，22岁被康熙皇帝选为御前侍卫。但他却无意于官职的升迁，喜欢治学，写诗赋，惜友情，重然诺。“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他与顾贞观一见如故，互相倾慕。当他读了顾贞观的《金缕曲》后，心情十分激动，向顾表示，“不欲成此举者，非人也！”决心承担营救吴兆骞的重任。在他的一再恳求下，其父终于应允以重金赎回吴兆骞。由明珠出面，宋德宜、徐翰学等人也同意捐款相救。
康熙二十年，51岁的吴兆骞终于回到了北京．当他出现在纳兰性德家里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枯槁发须皤然的老翁，在宁古塔的凄苦生活，使他过早地衰老了。这时，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感激之情化成了滚滚热泪，他在好朋友面前痛痛快快地恸哭了一场。纳兰性德把他留在家中担任授读，“三载宾筵，锦衣鼎食”。可惜他已经是一段膏蜡燃尽的残烛，到54岁时就因病逝世了。
吴兆骞在坎坷的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八卷《秋茄集》。顾贞观写给他的二阙《金缕曲》，因为纳兰性德在祭吴兆骞的文中曾说：“金缕一章，声与泣随，我誓返子，实由此词。”所以被人传诵为“赎命词”，成为清词中的压卷之作。顾贞观与吴兆骞间的生死之交，成为文坛佳话，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张际亮与姚莹患难与共
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
——白居易
张际亮与姚莹不仅是诗友，也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朋友。
张际亮，福建建宁人。他才华横溢，秉性耿直，不随流俗，广结大江南北的仁人志士，如林则徐，姚莹、魏源、黄爵滋等，其中与姚莹的交往最为密切。
姚莹，安徽桐城人，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抵抗派将领。他拥护和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积极了解外事，关注国计民生。他就任台湾兵备道后，坚决抗击英军侵略，为保卫祖国海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反而遭到昏聩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职查办，被横加罪名，逮入京师问罪。这一冤狱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际亮闻讯痛心疾首，此时他重病在身，仍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为姚莹鸣冤伸屈。决定亲自伴陪姚莹进京，以示对好友抗敌卫国之举的支持和对清廷制造冤狱的强烈抗议。
1843年7月，押送姚莹入都的囚车途经淮上，张际亮在此迎候多时，做好了护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准备。姚莹为张氏义举感激不已，但极力劝止张际亮进京。然而，张际亮决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随姚莹的囚车，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艰途。像张际亮那样对清廷制造冤狱、打击贤良深表不满的志士不乏其人。当姚莹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长辛店时，竟云集了30余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莹入狱后，人们更是为之奔走营救，不惧危险入狱探望。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姚莹释放。可是，本来就病魔缠身的张际亮，此时因长途跋涉使病情愈益恶化了。京师诸义士为张际亮的高风亮节所感动，纷纷前来慰问。张际亮在临终前请求姚莹协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诗作，后世所传《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莹在张际亮病榻前编纂好，经张氏首肯，并于他故后刊行的。
张际亮的病逝，使姚莹悲痛万分。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下了《祭张亨甫文》和《张亨甫传》寄托对故友的深切缅怀。他洒泪护送张际亮灵柩回故里安葬。
张际亮抱病扶囚车北上，为友伸冤；姚莹挥泪护灵柩南行，报友恩情，这是一幕多么悲壮、感人的情景，它不仅反映了姚、张和人间的生死交往，同时也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生动写照。
田汉与周信芳剧坛知己
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
——冯梦龙
田汉与周信芳都是我国剧坛的一代宗师，两人交往密切，友谊深厚，在戏剧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田汉18岁去日本求学，途经上海观看了周信芳的京剧艺术。1923年秋，二人相见，一见如故。周信芳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今天我们能一见如故，明天就以兄弟相称吧。”从此，二人交往甚密，一起切磋戏剧曲目。
1928年，田汉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不久受挫停顿，转而集中力量办南国剧社。剧场难借，又没戏台，在周信芳的全力支持下，公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30年，田汉改编的《卡门》被国民党当局禁演，田汉遭搜捕。由于鲁迅先生的及时警告，田汉转移，悄悄来找正在演出的周信芳，周信芳给田汉改了装。又拿出钱给田汉，然后设法将其送到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田汉才免遭拘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信芳、田汉等人冒着敌人的轰炸，在上海为不做亡国奴而奋勇斗争！
1948年，田汉离开上海，进入解放区。田汉与周信芳再次见面，已是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6月，周信芳被选为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赴京开会。在灿烂阳光下战友重逢、感慨万千。此后，田汉在北京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历任文联常委，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周信芳还是在上海从事戏剧活动，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他们虽然远隔两地，却仍在同一条前线上工作，两人南来北往、凡相聚必作长谈，分别时又总依依送行，友情与日俱增。
1961年2月，文化部隆重举行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田汉到会作了题为《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的讲话，高度赞扬了周信芳的战斗精神、革命热情以及对京剧艺术的贡献，称他为“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在纪念活动中，周信芳先后在北京、上海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等拿手好戏。田汉欣然命笔，赠诗四首，其中两首为：
喜为人间吐不平，早年英锐已知名。
曾因王莽诛民贼，亦借陈东励学生。
手创移风肝胆壮，扶持南国意图新。
登场犹忆鱼龙会，武二刀光一座惊。
六十年来磨一剑，精光真使金石开。
由它眼弱和头白，唱通山陬与海隈。
万死不辞尊信国，千山所指骂王魁。
乾坤依旧争邪正。珍重先生起怒雷。
诗中巧妙地列举了周信芳各个时期编演的剧目《王莽篡位》《徽钦二帝》《文天祥》《义责王魁》等，称赞周信芳正是通过这战斗的历程，实现了自己的非凡人格。
60年代第一年，田汉因工作到上海，正逢农历除夕。周信芳的夫人到海外探亲去了，家里只有周信芳一人。田汉怕老友感到孤寂，除夕之夜特地来周家陪伴。两人作竟夕之谈，直到次日凌晨，大年初一的爆竹响起时，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数十年的友情真比流水还长。
1963年年末至1964年初，上海举行华东话剧会演。田汉作为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到上海，可是那个叫喊“大写十三年”口号的华东局领导人以及张春桥等，给田汉以冷遇，并对他排挤、诬陷。那次，田汉与周信芳虽然仍彼此看望，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心境都不好，因此二人忧心忡忡，有许多话不便明说，只能通过忧郁的眼神，相互心照不宣。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也可以说是最不愉快的会面了。
赵敬之与陈中柱生死结盟
壮心剖出酬知己。
——中国谚语
在江苏盐城市盐城公园内的烈士陵园中，最上首有一对圆形的墓冢，这两座墓中安葬的一位是盐城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革命教育家，全国著名烈士赵敬之；一位是被誉为“一代抗日英雄名将”、“断头将军”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第四纵队司令陈中柱将军。
为什么这两位不同政党的人物的墓紧挨着，一般大小，又合用一块广场呢？这当中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陈中柱和赵敬之是同乡同窗，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1924年，他们读中学时就品学兼优，正直爱国，在国民党老党员陈为轩先生的培养教育下，兄弟俩同时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初，他们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家乡发动革命，扩大北伐军的影响。1927年7月，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陈中柱考入国民党江苏省警官学校。1928年8月，赵敬之从南通省立七中毕业后，考入了由中共地下党主办的上海劳动大学。1930年，他成为中共党员。
从此，两位同乡、同窗、同甘共苦的兄弟，在历史的十字街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一个继续为国民党员，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骨干；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这样，他们之间的往来仍然不断，也未影响俩人的情谊。陈中柱并没有因为身份不同而轻视义弟，相反却经常向义弟提供帮助；赵敬之也没有因为义兄是自己的“政敌”而疏远他、厌弃他，反而借助义兄的关系开展工作。1933年赵敬之受党的派遣，在陈中柱的关照下，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班学习。
“九一八”事变，在日寇的侵华行径面前，兄弟二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联袂请缨，共赴华北抗日前线，杀敌保国。他们互相支援，浴血奋战。在台儿庄西面的大洞山战役中，赵敬之听到大洞山处义兄被围，冒死连夜赶赴大洞山，没见到义兄的面他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在盐城西乡洪桥，兄弟俩又见面了。经过这场血与火的离别而再次相见，俩人分外亲热。赵敬之经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帮助扩充了陈中柱队伍的实力装备，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日武装。
1939年，赵敬之和几个地下党员创办了“盐城县第一中学学生补习团”，直接为新四军培养和输送骨干。一次，因学生行动不慎泄露了秘密，被国民党县党部发现，赵敬之被捕。在酷刑下，赵敬之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赵夫人携幼女哭诉，找到陈中柱，陈中柱气得浓眉怒竖，向抓赵敬之的人说明赵是他的义弟，输送的青年是来投奔他的部队的。县党部顾虑到陈中柱是中统头目，不敢得罪，只好将赵敬之释放，并礼送到泰州。
获释后，赵敬之住进陈中柱家中治伤、休养，兄弟俩经常促膝谈心，赵敬之还根据陈毅的指示，帮助陈中柱整肃了政训处，清除了特伪分子，成立了政治工作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士兵的斗志。陈中柱挽留义弟帮他带兵，并委以重任。但因为赵敬之接到了陈毅的秘密通知，他谢绝了义兄的一片盛情，借口回乡看望老母，返回盐城。
1940年，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浪潮中，有人拉陈中柱同流合污，陈中柱拒绝了，于是他便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处境十分险恶。他率四纵队孤军奋战百余日，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陈中柱想起陈毅的嘱咐，率部向新四军驻地靠拢，准备起义。就在他转战到兴化水网地带时，突遭日伪军五路截击、包围。陈中柱一面激战一面派人与新四军联系。陈毅得知陈中柱的情况，当即派赵敬之率一个加强营火速出击，援助陈中柱突围。1941年6月7日，当新四军增援部队强渡到第六道河时，遇到了冲出包围的陈部残兵，才得知陈司令已经壮烈殉国了。
日军为了邀功，残暴地将陈中柱的头割下来送到泰州的日军少将那里，陈夫人闻讯后带着幼女毫无畏惧地闯入日军司令部，索取丈夫的首级。日军司令深为她的果敢行为震惊，捧交了陈中柱的首级。陈夫人将丈夫尸体缝合好，安葬在泰州城下。
1947年夏天，党派赵敬之建立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高级专科学校。8月2日下午，在赵敬之穿越串场河敌人封锁线时，被国民党便衣队发现，面对敌人，他临危不惧，纵身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敌人以排枪向他射击，击中了他的头部，赵敬之壮烈牺牲在串场河中。
40个春秋过去了，1986年10月，盐城市政府将赵敬之烈士的陵墓从串场河畔迁入盐城公园的烈士陵园，同时举行了隆重的立碑仪式。
这时，已旅居国外的陈夫人得知丈夫义弟迁灵的消息，马上飞越重洋，回到祖国，向赵敬之的陵墓敬献了鲜花，然后向政府提出申请：追认陈中柱将军为烈士；为纪念丈夫及其义弟的生死之交，将陈将军的陵墓也迁到烈士陵园中，让兄弟俩永远相伴。1986年，政府批准了陈夫人的请求，两位生死结盟的兄弟，两位为民族献身的英杰，两个中华民族的忠魂，相陪相伴，同被人们祭奠，共为人民敬仰。
丁玲与史沫特莱为共同事业而战
朋友切切思思。
——《论语·子路》
早在1931年，丁玲就认识史沫特莱了。那时，丁玲的丈夫胡也频牺牲后，丁玲送孩子从湖南回到上海，一个人住在环龙路的一个弄堂里，伏案写作。有一天，冯雪峰同志通知她去见史沫特莱。
在一栋花园洋房里，史沫特莱热情地接待了她。这位长得十分高大的美国女记者给丁玲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谈了一个上午。史沫特莱对左联五烈士的死难，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愤慨，还详细询问了丁玲的经历、处境、未来的打算和写作计划，还为丁玲拍了不少照片。两个异国的女作家，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后来，她们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史沫特莱告诉丁玲，有个特务一连几天在马路对面监视她的行动，她气极了，拿了一根棒子冲了出去，要打那个特务，吓得特务仓皇逃跑，再也没敢来。史沫特莱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天真、开心的笑声，感染了丁玲，她也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