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儿子阿国在中学读书时，年纪小，花钱无计划，有一个月从父亲的集通银行多支了10块银元。这件事，刚好被回厦门清理账目的陈嘉庚发现了，他立刻派人把阿国找来，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教育。他开门见山地问阿国：“你嫌我每月给你8块银元作生活费太少吗？”阿国点点头，以为爸爸要征求他的意见，为他增加一些生活费。谁知这时陈嘉庚十分气愤地说：“你一个中学生，每月8块银元还不够花，可是集美师范许多穷学生，一个月才拿4块银元的助学金，还要节省一半寄回家，你真会花钱呀！”
儿子阿国不解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您是有几百万元的家财呀！”陈嘉庚火了，举起拐杖指着儿子说：“不错！我有几百万元家财，完全可以盖豪华的别墅，可以养得起大批奴婢。可是，我要把它用于社会，决不让子孙挥霍！”他命令儿子每月扣回2块银元，5个月内必须把多支的10块银元扣清。
陈嘉庚先生始终坚持不让孩子随意侵吞他的钱财，一旦发现哪个儿女向他公司借钱不还，他都要训斥一顿，令其按期如数奉还。他还坚持只要儿女长大就业后，就不再资励他们钱财，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生活的艰辛，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生活。
陈嘉庚对自己、对子女如此“吝啬”，对祖国却十分慷慨，他曾说，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从1913年起，他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他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倡办和补助了2所中学和70多所小学。
为振兴中华的事业，陈嘉庚是何其慷慨。他一生捐献的教育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折合人民币105亿元！正如他所说的：“金钱如肥料，散布才有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给他月薪300元，他除了每月15元伙食费外，全部存入集美高校会计处，作为公用。他自己依然节俭如初，不嗜烟酒，衣服、鞋袜、蚊帐、布伞，都是补了又补。他不求个人的声誉，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物，他求的只是中华的崛起、腾飞……闻一多节衣缩食渡难关。
声色之害，甚于鸩毒。
——《明通鉴》
1940年冬天，一贯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罪恶的行为使闻一多震惊。
闻一多先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更加反动，更加贪污腐化，因此使得像闻一多先生这样依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人们，普遍陷入了艰苦的阶段。物价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少。
在这种艰苦的时期，有的教授专家经不住艰苦的考验，为了追求一点物质享受，改行去干赚钱的事；还有的脚踏两只船，挂着教授的招牌，不时来往于渝昆道上，到重庆去乞求蒋政府一点施舍。
“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只能享受国家的优待，不能分担国家的苦难！”闻一多依然坚持着抗战胜利的信念，凭着天真的爱国热情和贫贱不移的品质，严厉地谴责了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屹立在物价的重压下，继续从事着自己的工作。
万恶的日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失败之后，又加紧军事进攻，继续对后方城市实行“疲劳轰炸”。昆明人民跑警报，成了每天例行的而且几乎是定时的“任务”了。闻一多在城里租不起房子，夫人身体多病，孩子又小，跑警报担心害怕，在城外找房子住也不容易。后来总算在昆明西北郊的普吉镇，同闻家驷教授，弟兄两家十多口人租到两间破楼，勉强住下，楼下前面是栈店，后面是豢养牲口的地方，风吹或日晒都会卷来冲天的臭气；碰上雨天，雨点就从瓦缝里滴到室内；白天黑夜吵吵嚷嚷，赌博吃酒的吆喝，打架咒骂的声音，使得他们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好好休息。
房子太小，家人便都睡在楼板上。每天，闻一多都起得很早，趁这安静的时刻，抓紧做点工作。等孩子们都起来了，他就把被单拉直叠起，然后就轻轻扫地。像他在从长沙到昆明3000多里步行中得到了步行经验一样，现在又有了扫地的经验了。孩子们常常抢着干活，热情很高，可常常扫得灰尘四起。他就接过扫帚，对他们说，扫地也要好好学学，不能洒水，因为水把灰尘凝成了泥块，扫不干净；扫地又不能乱用力，否则会使灰尘飞扬起来。
住的水准是无法再降了，因为他已住到贫民窟里去了。食的水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原来每天还能维持三餐，照例是腌菜、腌豆腐和一锅自水煮的白菜米粉，还有被他誉为“白肉”的豆腐，诗人给这个菜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一锅燉”。而且感到十分满意的是，他喜欢酱菜和辣椒，在喜欢吃辣味而又出产浓茶的云南，还比较容易满足。“一锅燉”沾着盐巴辣椒，吃起来也很津津有味。
昆明虽然四季如春，缺乏阳光的破楼上却阴暗得难受。冬天来了，他常常抱着毯子，领着夫人孩子们到镇外河滩边的草地上晒太阳。他解嘲地说：“不是营养差了吗，就让我们向阳光找补偿！”
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化，但他紧一紧肚皮，仍然坚持下来。他应付第二期艰苦的办法，便是和饥饿作战，三顿干饭改成两顿，两顿还不行就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那特制的“一锅燉”早有了变化，油花越来越少，白菜粉条也被淘汰，“白肉”也代之以豆渣。
有时他领着孩子到田里捕捉害农的蝗虫，拿回来炸一炸，加点盐，当大虾咀嚼。但是，炸“大虾”，太费油，不能常吃，后来，便到河沟里去捉田鸡，放在锅里燉，他管这叫做“鸡汤”。每次吃“鸡汤”，他总是很风趣地说：“这不花钱，还很有营养，味道也很鲜哩！”
柴炭太贵了，烧热水不经济，他早上总是带着孩子到村边小河里去用冷水洗冷脸。
村子到昆明有20多里路，坐马车要费钱，他就提着手杖，背着书包，步行进城，在城里住一宿，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连着把课上完，又步行回去。闻一多刚到昆明还常常穿的那件很体面的黑缎马褂，早就送到拍卖行去了，长衫也渐渐陈旧了。步伐还算健快，两颊却日益消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