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此困难，他不祈求别人同情，不要求亲友帮勘。也从无怨言。他有一个年轻时候的“好友”，抗战前就投靠国民党政府，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等高官，多次想拉闻一多到官场去。一次，因公来到昆明，专门来看望他。一见闻一多清贫如洗的处境，又一次提出旧建议——何苦如此辛苦自己嘛！至少也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这位老友负责接待。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不嫌清贫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问他为什么？他说得很简单：“你那儿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饥饿、贫困、疲劳地步行，并没有使他放松所承担的工作。在学校里一直是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从不因私事耽误学生的学业，从不浪费上课的时间。虽然每次上课来回要走几十里路，还是准时走进课堂，拍一拍身上的尘土，便翻开书卷和手稿，开始那充满风趣的讲课，从那和颜悦色的脸上，很难感受他正在受着多么艰苦的折磨。
自己动手节俭为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70年代我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黄镇、朱霖夫妇被派往美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联络处。
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联络处的同志们先在一家旅馆住了七八个月，然后买下了温莎公园旅馆大楼及其附属楼和附近的两座小楼。房子买下了，但是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代表机构的地位相称，房子还要改建、装修、布置，工程量相当大。黄镇带领全处同志经过讨论，认为从工作需要和今后的长远考虑出发，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又要精打细算，尽量为国家节省外汇，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干。
改建的主要工程有大厅、门厅、宴会厅和会客室。国内只来了5位工人老师傅。在改建的过程中，不管是打隔墙，提高大厅屋顶，还是倒垃圾、磨水泥地等工作都由年轻力壮的同志干，他们在老师傅的指导下个个变成了修建工人。外交官也不例外，副主任韩叙就算一个壮劳力，经常干重活。女同志们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干些糊墙纸和油漆门窗的轻活，还给大家送茶送水，做好后勤辅助工作。
为了保卫、保密工作的需要，楼下第一层的窗户都要装上层铁窗。老主人李师傅设计了一种图案，送给领导审批时，黄镇在这个图案上又画了一些菊花，这样就更好看了。李师傅说：“这样好，我可以用手工做出菊花，再焊接到铁栅栏上。不过，我需要两个同志帮忙。”朱霖听说了，马上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他们先用砂纸磨铁条、铁花，再用涂料打底，最后用黑油漆刷三遍。有时人力不足，黄镇也来帮忙。
房子完全修好了，还要挂窗帘。联络处的同志从国内买了红丝绒和织锦缎，在当地买了尼龙白纱，组织全体女同志自己动手缝窗帘。大家公推朱霖为组长，理发员小蒋协助她计划、剪裁、分配任务。大家都干得很起劲，速度也不慢。窗帘缝好了，大家学着当地外国人的办法，将白纱的、红丝绒的和织锦缎的三层窗帘挂了起来，又放好国内定做的地毯、沙发、硬木家具，正面墙上挂上毛主席和56个民族同胞在一起的巨幅绒绣画，并将经周总理批准带出来的古代珍贵文物和现代艺术品、书画等陈设、摆放或悬挂起来。晚间，在柔和的灯光照耀下，整个房间漂亮极了。看到自己亲手劳动取得的成果，大家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述，大家不禁热烈地欢呼起来，有的同志甚至将工人师傅抱了起来。
华侨、华人来此观看后，都十分赞赏，他们说：“这些钢窗设计得非常艺术，在华盛顿是看不到的；你们自己能做这么大的窗帘，真不简单！”然后又问道：“你们做这一切共花了多少钱？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完工了，一定花费了不少。”朱霖微笑地告诉他们：“将整个联络处的房屋整修一遍，连工带料一共花去了10万元美金。”“哦！真了不起，”他们感慨地说：“如果都雇人来干，花30万元美金也不一定能做得这样好，而且还会拖上很长时间。”
就这样，驻美联络处的同志本着勤俭办事的原则，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为国家节约了20万元美金。
“节约姑娘”韦钰
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不幸的是，你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
——安格尔
1981年6月，一位中国女学者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通过论文答辩，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亚琛工业大学还特别给她颁发了巴歇尔奖章。她是获得该奖章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子学女博士。这位女学者就是韦钰，当时的南京工学院讲师。
初到德国，韦钰原计划只是作一般的进修学习。她的导师在她完成了最初两项研究课题后，发现这位中国女学者在电子器件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就建议韦钰将一般进修改为攻读博士学位，并主动为她申请到了著名的洪堡奖学金。
洪堡奖学金是德国最高的科研奖学金，获得者每月可领取2100马克，只有学习优异者才能获得。在韦钰享用这项奖学金的两年中，她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外汇。
当时国家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获得的奖学金归获得者个人支配。这样，韦钰的收入就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五六倍之多，大家都开玩笑地叫她“财主”。
韦钰是个“富”而不奢的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她身上始终保持着。在她写给家中的信里，她谈及自己的想法：能省还是要省。虽然现在我自己能支配的钱多了，还要想到国家。我想尽量保证学习条件，有多余的钱为学校购置些器材、仪器。家里边我就不多买东西了，这一点我想家里是一定能谅解的。”
根据德国的规定，像韦钰这样的“财主”，应该搬出学生宿舍，住进专为洪堡奖学金获得者提供的公寓。公寓里备有现代化的全套家用设备，距离韦钰工作的研究所又十分近，工作、学习、生活都很方便。
但是搬进新居后，韦钰心里十分不安，她觉得每月500马克的房金太贵了，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降低房金。她找到了一位印度女学者，讲好每人付一半房金同住。当那位女学者回印度后，她找不到合适的人同住，就从公寓里搬了出来。
韦钰先后搬了两次家，房金一次比一次便宜。最后，她搬到一幢旧式楼房的顶层阁楼里。这种老式房子没有电梯，没有暖气，没有浴室，一般德国人是不愿意住的。而我们的女博士，就在这个阁楼上一直住到离开德国。
根据洪堡奖学金的规定，获奖者的家属也可以用这项奖学金到德国学习或探亲。韦钰的爱人吴冲若当时也是南京工学院的讲师，从事表面物理方面的研究，领导决定让吴冲若利用这个机会去德国进修。
韦钰离开祖国，离开家庭到国外留学已经好几年了，对丈夫和孩子十分想念。她何尝不想与家人早日团聚呢。
但是节约每一分外汇支援国家建设的思想情操战胜了对亲人的思念。当得知领导的意图后，韦钰先给工学院党委写了一封信：
“……我没有权利支配我奖学金的多余部分。吴冲若出国问题不应作特殊处理，应该按计划让其他同志先出国进修。”
而在给爱人的信中，她恳切地说：
“冲若，全国有多少人能出来？我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一家两个人出来的情况就更少了。我们给国家做的贡献和从国家取得的，就像天平的两边，是取得多给得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不能有过多的要求。”，吴冲若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她，最终没有去德国进修。
由于韦钰身处“财主”地位，却处处十分节俭，外国朋友亲切地叫她“节约姑娘”。就是这个“节约姑娘”，在她获得的奖学金中节余出12000马克，买了微型计算机及附件，买了200多千克的研究资料，带回祖国无偿献给南京工学院作科研教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