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6），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是唐朝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在他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
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
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
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7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
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官，才又回到长安，负责国子监（朝廷设立的最高教育机构）的工作。就在这一年（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
坚持己见勇辨是非的寇准
以执两为兼听，而不以狐疑为兼听。
——（清）魏源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汉族，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
当时北宋时局混乱，辽朝欺侮宋朝无能，多次进犯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有人向宋真宗推荐寇准担任宰相，说寇准忠于国家，办事有决断。
宋真宗说：“听说寇准这个人好强任性，怎么办？”
这个大臣说：“现在辽朝进犯中原，正需要像寇准这样的人来承担大事。”
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怒气冲冲站起来想回到内宫去。寇准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宋太宗拿他没有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才接受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京城。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
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
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词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
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
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
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
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
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
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
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100万也答应算了。”
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30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30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3个指头做了个手势。
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300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
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30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
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不用说，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由于寇准的坚持抗战，到底避免了更大的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个大耻辱。宋真宗一想起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怨恨寇准，竟把那忠心耿耿的寇准的宰相职位撤了。
心怀天下三谏宋仁宗的包拯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
——孟郊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安徽庐州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人称“包青天”。
事情发生在北宋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当时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因为张贵妃受到宋仁宗宠爱，张尧佐也就青云直上。
包拯时任监察御史，负责对皇帝百官的纠弹。他认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包拯此举如石破天惊，激起了一片称赞，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任命张尧佐。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转眼到了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包拯不顾再次触犯宋仁宗和张贵妃，又上书对此事表达不满。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势下台了。
可是张贵妃却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这年8月，宋仁宗金殿早朝，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抚着仁宗的后背，柔声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啊。”
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
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
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
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张尧佐站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宋仁宗见包拯这么执著，众大臣又纷纷襄赞，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心里非常生气，一甩手回到宫里。
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惹得仁宗下不了台，所以等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
宋仁宗余怒未消，举袖擦脸，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
为善去恶的刘宗周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文天祥刘宗周是晚明出色的哲学家。他的品格十分高尚，既勇敢又坚毅，忧国如家，风节凛然。刘宗周是那种永远先眨眼的人，如果皇帝没有个好态度，这阁臣不当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