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年，或崇祯八年，皇帝在文华殿开会，亲试阁臣。明朝没有宰相，由各部院大臣会推出几名内阁大学士，总成其政。刘宗周是候选人之一。他此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正是众望所归，皇帝对他的兴趣也很浓。
召对中，崇祯问兵事如何。刘宗周对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舜时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跳一跳舞，苗人就归化了为例。
这道理也不能算错，但这时明朝离灭亡不到10年。内乱外寇交相侵逼，天下沸腾，国事已近不可问之地步。在烽火连天之际，刘宗周的话在许多人听来，实在是答非所问。他下去后，崇祯皱眉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宗周之言也，打仗的时候说什么跳舞呀？”这样他就没选上，只去做工部左侍郎。
这次没有入阁，刘宗周并不是很在意。明代后期，士人与皇帝的合作出了问题，互不信任。崇祯之初，大家对这位年轻皇帝寄望很高，指望他能把以前皇帝欠大家的账还清，好重新合作。刘宗周是很坚决地持此立场的。他曾指责崇祯背叛了与众人的默契，说：“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己巳是崇祯二年，那一年满洲兵入关，直抵京城之下，袁崇焕被逮，次年被杀。在这些事件中，崇祯与士人激烈冲突，从此不和。
崇祯九年，刘宗周痛切时艰，上疏批评皇帝没有尧舜之心。他说是皇帝当初重用内臣，得罪名士，“一念之矫枉，而积渐之势，酿为厉阶”。今日之务，首先需要皇帝向天下做检讨，然后弃法用道，清理内政，招抚流亡。至于兵事，则“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解来归”。也就是说，只有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可平。
他的哲学重视诚意，主张由内及外。对他来说，世上的事务，并无分别，其道理都由心性理气生发而出，推论而来。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未免是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混为一谈，将道德与政治混为一谈，把精神自由与权力自由混为一谈，但它正是传统的态度，一种无神的神学。哪怕是洪水滔天，也不能影响刘宗周的哲学信心。
崇祯看了他的封事，怒火中烧，大骂刘宗周迂腐，斥以“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崇祯的愤怒不在于刘宗周的迂腐，那是他早就清楚的，而在于刘宗周指出他应该为今天的局面负责，这是他最痛恨的话。
传统哲学不看重专门的技艺，总是觉得一法通则百法无碍。刘宗周便认为除“为善去恶”之外，并无学问。古代中国实际是由士大夫来治理的，士大夫的知识构成，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方向。在崇祯一方，向刘宗周询问兵事，本来就是问错了人。在刘宗周一方，则也不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或能力回答此类问题。
崇祯十五年，类似的事又重演了一次。有御史推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上召对。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谏止曰：“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日顿也。汤若望倡邪说以乱大道，已不容于尧舜之世，今又作为奇巧以惑君心，其罪益无可逭，乞皇上放还本国，永绝异教。”
崇祯说，火器还是要用的，当然你讲的大道理也是对的。刘宗周又说：“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皇帝说：“那你说怎么办？”刘宗周说：“十五年来，你事情做得不对，至有今日之败局，你应该做的是推原祸始，改弦更辙，而不是拿火器这样的苟且办法来补漏。”皇帝这时脸色就有些不对，说：“往事不可追，现在的事如何办？”刘宗周对以“用好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
这场对话的结果不问可知。明亡后，刘宗周绝食而死。他的死，不是殉明，而是殉道。
秉公执法不畏强暴的洛阳令
乐不可欺以马，君子不可欺以人。
——《太平御览》
董宣，生卒年不详。字少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初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在职不畏强暴，惩治豪族。
汉光武帝在锁压了绿林、赤眉两支最大的起义军之后，接着又消灭割据陇右和蜀地的两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汉光武帝把洛阳作为都城。为了和刘邦建立的汉朝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东汉”，或者叫“后汉”。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以后，他知道老百姓对各地豪强争夺地盘的战争早已恨透了，决心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例如减轻一些捐税，释放奴婢，减少官差，还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因此，东汉初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汉光武帝懂得打天下要靠武力，治理天下还得注意法令。不过法令也只能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比方说，汉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就依仗兄弟做皇帝，骄横非凡，不但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连她的奴仆也不把朝廷的法令放在眼里。
洛阳令董宣是一个硬汉子。他认为皇亲国戚犯了法，应该同样办罪。
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行凶杀了人。凶手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只等那个凶手出来。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车马？”董宣可没有被吓倒，他拔出宝剑往地下一划，当面责备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犯法杀人。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当场就把他处决了。这一下，差点儿把湖阳公主气昏过去。她赶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
汉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想替公主消气。董宣说：“先别打我，让我说完了话，我情愿死。”汉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还能治理天下吗？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挺起头就向柱子撞去。汉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董宣已经撞得血流满面了。汉光武帝知道董宣说得有理，也觉得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顾全湖阳公主的面子，要董宣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不让人把他的头摁下去。内侍知道汉光武帝并不想把董宣治罪，可又得给汉光武帝下个台阶，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汉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下命令说：“把这个硬脖子撵出去！”
湖阳公主见汉光武帝放了董宣，心里很气，对汉光武帝说：“陛下从前做平民的时候，还收留过逃亡的和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咱家来搜查。现在做了天子，怎么反而对付不了小小的洛阳令？”汉光武帝说：“正因为我做了天子，就不能再像做平民时候那么干了。”
结果，汉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奖励他执法严明。董宣回到官府，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员。
以后，董宣继续打击不法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声都吓得发抖。人们都称他是“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
当时，敢于执法的官员除了董宣以外，还有一个管洛阳城门的小官，名叫郅恽。
有一次，汉光武帝带了一批人，到洛阳郊外去打了一天猎，回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皇帝的车驾到了上东门，城门早已关了。随从打猎的侍从叫管城门的开门，郅恽拒绝了。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吩咐郅恽开门。不料郅恽说：“夜里看不清楚，不能随便开门。”汉光武帝碰了个钉子，只好绕道到东中门进城。
第二天，汉光武帝正想找郅恽责问，不想郅恽的奏章已经送上来了。奏章上说：“陛下跑到遥远的山林里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样下去，国家大事怎么办？”
汉光武帝看了奏章，就赏给郅恽100匹布，还把那个管东中门的官员降了职。
进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张学良
恶似是而非之人，忌似是而非颠倒。
——（清）魏源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南京中央于当晚11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8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中央在劝阻张学良无效，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