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日军1万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的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100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10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7日而死，夫妻2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蓄须明志愤然毁画的梅兰芳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刘勰
梅兰芳（1894—1961），京剧表演艺术家，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长期寓居北京。他出身于梨园世家，8岁学戏，9岁拜吴菱仙为师学青衣，11岁登台。工青衣，兼演刀马旦。后又求教于秦稚芬和胡二庚学花旦。他刻苦学习昆曲、练武功、练功，广泛观摩旦角本工戏和其他各行角色的演出，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方面都有所创造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人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一边给日本人带回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他的作品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艺术舞台？”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十分不悦。过了几天，酒并又派人找到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梅兰芳有一笔演出的收入，在赴港时曾带往香港存入银行。可返回上海不久，日寇统治下的香港将这笔高额存款全部冻结，无法取出。一直靠利息过日子的梅兰芳，家庭生活顿时举步维艰，全家如何生存成了梅兰芳日夜思考的难题。他问夫人怎么办？夫人说：“最近报纸登出了何香凝女士卖画谋生的消息，我们不妨也来学她。发挥你的绘画才能，卖画度日如何？”
于是，夫人研墨，丈夫绘画。不到8天，就画了20多幅鱼、虾、梅、松。当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近日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时，争相购买，不到两天，20多幅画就全部卖完。
这件事传出后，许多知名人士提出要为梅兰芳办画展，梅兰芳得知后特别兴奋，为不负众望，他苦战了半个月，画了几十幅作品。然而消息不胫而走，日伪汉奸获知后互相勾结，肆意捣乱，当梅兰芳走进展厅后，发现每幅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周副主席订购”……还有一些写着“送东京展览”。梅兰芳夫妇目睹此景，气得两眼冒火，立即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刺向一幅幅图画，几分钟内所有的画全部化为碎纸。
梅兰芳义愤填膺的毁画举动，很快传遍整个上海，也很快传向大江南北，各界人士都称赞梅兰芳民族气节凛然，为世人所敬仰。
断了经济来源，梅兰芳的生活自然拮据，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览，突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的影响。
经过8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幅，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
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苦涩地回忆着这几年的沧桑历程，忧闷地对朋友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
坚持宣传抗战的唐一禾
是非未明，决不轻下判断。
——陶行知
唐一禾（1905—1944）是湖北武昌人。出生于中医家庭。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不仅在绘画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也有着非常勇敢的表现。
唐一禾作为一名油画大师，以绘画为武器，宣传抗战。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他创作了油画《武汉警备者》，成功地塑造了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英勇战士的形象。画上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全副武装持枪的士兵肖像，背景是阳光明媚的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作者以其出色的构思和生动的艺术语言形象地向人们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和平生活要用抗日的刀枪来保卫。这幅作品在1937年4月第二届全国美展上引起了轰动。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其驻武汉领事馆拟高价收购。唐一禾、唐义精兄弟俩以“非卖品”为由，毅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除了这一幅《武汉警备者》，唐一禾还创作了一批反映抗战与人民生活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我们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的感情。他的油画代表作《胜利与和平》创作于1942年。这幅画的中间是一位优美典雅的胜利女神（或曰和平使者），在她的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宝剑的英姿飒爽的游击健儿，砍倒了画幅左下角歪斜着的如同野蛮般的日本强盗，使妇女、儿童得救了。这幅画表现了作者坚定的信念——日本侵略者必然被打败，抗战必胜，和平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这件作品既表现了唐一禾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技艺和才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典范之作。
《七·七的号角》是唐一禾在1940年为创作巨幅油画所作的草图，描写当年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抗日宣传队。横幅的画面上一列长长的宣传队伍，他们举着旗帜，拿着土喇叭、锣鼓道具……开赴抗日的前方。“画家似乎不准备画一个特定的环境，然而这空白处理却是恰当的，它正好说明了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也更好地说明了宣传队活动的舞台之广阔。”
在那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年代里，唐一禾爱憎分明，他对民族敌人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人民的爱。他创作了一批表现劳动人民的作品，如《村妇》、《穷人》等，饱含着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村妇》所描述的是四川农妇赶场中休息时的神态。画面上一位农妇的背上背着她的婴儿，篮子里装的是在集市上出卖的母鸡，她的头微微低垂，脸上露出愁惨的表情。唐一禾创作此画的时间是1943年，反映的背景是四川江津农村，其意图是通过此画控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穷人》描绘的是祖孙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他们衣不蔽体，四处漂泊，老人佝偻着腰背，一手拄着讨饭棍，一手牵着孙子，挨门乞讨，他那由于饥饿深陷的眼睛失去了光彩，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社会的黑暗，不乞求谁的安慰和同情；他已经不再留恋这人生，只有一丝忧虑通过紧闭的唇缝显示出来，那就是不放心身边时常喊肚子饿的孙儿。画家用凝重的颜色处理背景，更加重了这幅画的沉重气氛。不仅表现了抗战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显出穷人高傲的性格和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感情。
陆定一在《〈唐一禾画集〉序》中指出：“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战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
画猫赠马支持抗日的徐悲鸿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庄子·齐物论》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屺亭桥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作为一位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画家，徐悲鸿积极主张抗战，反对妥胁投降；在他的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中，大都以“托兴”、“自况”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激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7年8月，中央大学迁移至重庆，在该校任教的徐悲鸿也来到了重庆。住在江北区盘溪的石家祠堂。根据史料的描述，旧居本有两栋两层的小楼，宽阔的院落中间原本还有一个亭子。而今却只剩下一栋小楼，住着8户普通的居民。当年，徐悲鸿就是每月用3幅画抵扣房租，租下石家祠堂的部分宅院，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的。事隔半个多世纪，一些往事至今还在流传。
一言“画猫”。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徐悲鸿怀着一颗爱国心拿起笔来，用自己的方式痛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怒猫图》的问世足已显示出他当时愤怒的心情：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站立于巨石上，竖起双耳，怒目睁视，咬牙切齿，像要扑出纸面，跃跃欲试。田汉还用遒劲的书法在画幅上作诗，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
二言“赠马”。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时许多国立学府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学校，遗憾的是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促成这件好事。
当时有人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徐悲鸿听完沉思片刻，说：“你想办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徐悲鸿拿出2000元交其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对当时遭受战争摧残的国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1936年，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为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讨伐蒋介石。不知国民党内幕的徐悲鸿此时正在桂林，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报上揶揄蒋介石说：“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既来，奉送东三省；义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钱’同音）买飞机平西南；耻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耻。”徐悲鸿冒着危险这样做，反映了他的鲜明态度：谁抗日，他就支持谁，谁不抗日他就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