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
——（清）章学诚
顾炎武（1613~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炎武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叫康熙帝不大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一个办法：开“博学鸿词科”，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马上封他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召。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巴望个什么？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事。”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21天后，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以身殉国也是理所应当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闭上眼睛了。”
顾炎武痛哭一场，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官僚地主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
顾炎武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
这件事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还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在江南他是待不下去了，决心到北方去游历。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那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2匹马、4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
顾炎武从45岁起，用了20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住在旅店里。他还曾经和朋友一起，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
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跟顾炎武同时代的思想家，还有王夫之、黄宗羲，都是参加过抗清斗争，始终不愿应召到清朝做官的。他们在学术上都有很大成就，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
立志回国不要美金的李四光
瞒人之事弗为，害人之心弗存，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
——吕坤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贫苦家庭。
他从小勤奋好学，13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学校。离开家乡坐船去武昌上学时，李四光看见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激起的大浪掀翻了中国的小木船，非常气愤，发誓一定要学造船，造出大军舰，把洋人赶出长江，赶出中国。后来李四光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被保送去日本学习造船。可是，造船需要钢铁，钢铁又要矿石做原料。于是，李四光又远渡重洋，去英国考上了伯明翰大学预科学采矿。学了两年后，他想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一定很丰富。因此，第一重要的是要找到铁矿、煤矿、石油，而要掌握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就得学地质学，于是他进了地质系学习地质，同时还兼学物理系的课程。这期间，他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伦敦，在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作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博得与会者的一致赞誉。一天清晨，李四光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12月2日沈阳解放，……”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年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新中国！”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说：“你向世界发表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威胁说：“你如果不肯，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听罢气愤至极，当即严厉斥责：“我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要回国，不要美金！”李四光冒着被国民党扣留送往台湾的危险，排除万难，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实现了他为祖国效力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对我国的能源、地震、矿产资源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推动了我国地质工作的开展。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李四光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李四光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大油田。
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剑父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篇》
高剑父是中国近现代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名仑，字剑父，后以字行。1879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51年6月22日卒于澳门。
作为著名的国画大师，“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高剑父，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革命画家”。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剑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义正词严地发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愤怒地谴责日本军阀暴行，大义凛然地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托尔斯泰有言：‘艺术为一种革命，或征服暴力，创造慈爱世界之工具。’亦曰：‘以艺人之情感感动他人’”，希望日本艺坛泰斗，人类福音“谅不忍坐视万劫不复之战祸复作。因是恳请先生等本美化人生之圭旨，起而联合艺术界及民众团体，一致奋起，大声疾呼，作人道和平之大运动，吁请政府军阀即罢侵华之兵……”。号召全世界有良知的艺术家行动起来与违背人道的法西斯暴行作坚决的斗争。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高剑父画出《淞沪浩劫》——后改为《东战场的烈焰》，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暴露在世人面前。画面上表现的是被日军野蛮炮火轰击下出现的烈火冲天、浓烟弥漫、楼屋倒塌、设施俱毁的景象。近景是充塞着碎瓦破砖、断垣残壁，折断焚烧着的电线杆杂乱横倒在地；远景那高大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东方图书馆，在罪恶地轰炸下转瞬成了废墟。画面上没有一个人，都在枪炮袭击下成了新鬼……观画者从这荒凉悲惨的景象中，怎能不勾起对人类文化破坏者无比愤恨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剑父移居澳门。过去在日本同盟会时，高剑父、陈树人与汪精卫私交甚笃，一旦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降日本，高剑父、陈树人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与之决绝。汪精卫曾多次派人或写信企图拉高剑父落水，但剑父始终加以拒绝，并对人说：“此乃大节攸关，虽与汪是故旧深交，至此亦不能不断绝。国难深重，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历史已成定论矣。”高剑父赞陈树人为“时穷节乃见”，并常用陈的话来教育学生，拒绝参加当时落水文人所组织的汉奸团体。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高剑父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坚定的民族气节，义无反顾地与投靠侵略者、认贼作父的旧时深交一刀两断，不愧是一条硬铮铮的中国汉子、中国画家！
尽忠报国誓死不降的张自忠
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
——（明）冯梦龙
张自忠（1891~1940），汉族，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命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完全粉碎了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