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激昂的旋律激励着人们的心灵，为它作曲的便是中国音乐家聂耳。聂耳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革命歌曲，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最好证明。
聂耳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聂耳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他，承担着全部家务劳动，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回哀婉的歌声好似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聂耳艺术生涯中的最早的音乐教育。在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让聂耳十分入迷。慢慢地，聂耳与这个木匠熟悉了，便利用课余时间让木匠教他吹笛子，后来，他还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美好的音乐开启了聂耳的智慧，也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学校他是“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还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他们经常在课余时间或者是假日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时而合奏，时而独奏，时而唱歌，直至尽兴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庙里有一些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这曲调千回百转，有时高昂欢悦，有时又低沉忧伤，当中所穿插的打击乐，节奏十分明快，动人心弦。喜爱音乐的聂耳被这动人的音乐声深深吸引，不忍离去。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竟然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十分激动。之后，聂耳便带着纸和笔，找到了当时吹笛的乐师，十分恭敬地请乐师一段一段口述，自己便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了器乐曲《翠湖春晓》，当中的意境不仅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味道。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他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常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仅搞音乐，也排演话剧。他的第一部作品《省师附小校歌》也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它的这首歌曲雄壮有力，积极向上，聂耳的才华得到了展现。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聂耳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还参与了秘密发传单的活动，之后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夏，19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就在他要步入社会找工作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有叛徒告发了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的事情，于是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聂耳的三哥让弟弟用自己的名字，连夜离开昆明去了上海。
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聂耳的生活十分艰苦，更别说有一个创作的地方了，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提供食宿，并不给聂耳发工资。在上海生活的一年里，聂耳省吃俭用、苦苦积攒，才买到他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商号里，聂耳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他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他常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并因此创作出了《新的女性》。聂耳还认识了一个卖报的男孩，并与他成为朋友，我们所熟知《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作出来的。这不仅使聂耳加深了对资本家冷酷嘴脸的憎恨，他也在作品中抒发了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1931年4月，聂耳经过刻苦学习，终于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他正式的创作生涯也就此拉开。在“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有了动力与支持。他每天有6个小时以上都在练琴，练琴时十分专心，认真到了极致，不到3个月，他便成了乐队小提琴手的主力。接下来，他又开始学习作曲，研究和声与民族音乐。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来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聂耳经常在群众性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也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倾听下层贫苦人各种发自内心的演唱，体会着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他新的政治生命，他的艺术才能也到了升华。30年代中期，田汉找到聂耳，二人共同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他们被这些歌曲的气势震撼了，就借鉴了这一特点进行创作。1935年年初，田汉将电影《风云儿女》进行了改编，并为其写了一首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国民党特务在四处追捕田汉，在仓促间他将歌词写在了一个香烟包装纸上，就被抓进监狱。之后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发现里面有一张香烟包装纸，上面还有歌词。不久，聂耳便来了，并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以前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将满腔激愤投入其中，用了短短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之后他为了躲避追捕，去了日本。在那里，他虽然受到了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却也为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而愤怒。这愤怒更激发了聂耳的创作热情，他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定稿后的歌曲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就在这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却不幸去世，但这支歌却成为了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令世界震惊。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也常常播放此歌。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这首歌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要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作为国歌，这一决议得到了极大支持。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响起了这首高昂雄壮的英雄之歌。
聂耳艰辛的创作之路以及他那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的深刻印记。他作品中铿锵有力的音符，抒发着当时人民心底最深处的呐喊。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风雨雨，激发了他澎湃的创作灵感与激昂的爱国热情，他将音乐与革命结合到了一起。聂耳不仅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更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正是他那炽热的爱国情怀铸造了他创作之路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