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门徒,个个悲号啼哭,愿以身代。他们共同发愿将欲“庄严佛刹,克己灰身,成就胜德”。大家都“伏愿师主”,“久留世间”,“接养孤穷”,“利安贫老”,并且前来挽留的人愈来愈多,有比丘法脱、法坚、普济,还有居士傅长、傅远等四十余人。这样,傅大士才答应暂留人间。
太清三年(549),梁运将终,国家一片混乱。傅大士将所有资财都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并与门徒辛苦劳作,拾橡果、煮野菜粥度荒,还要节约粮食救济贫困。乡里无牛耕作,傅大士便将耕牛送给老百姓使役,他们自己用人工代耕。这期间傅大士还不时拿出粮食、财帛举办法会,宣扬佛法。
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四日,大士离开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四年后,陈宣帝下诏南朝著名骈文家徐陵为傅大士撰写碑文。
傅大士一生“计筹度人,对机立教”,广植善根,弘扬正法,“贪嗔痴”三业俱清,“根尘识”一丝不挂,立语言以垂教,示色相以参禅。傅大士灭度至今已一千四百多年,但他的影响千秋不灭。他清心净行,严持法身,治病救苦,广济众生。一生著作颇丰,其佛学思想主要收入现存的四卷《傅大士录》中。
傅大士还曾参与了诸多建筑和石刻的建造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还发现其中的第19号洞窟文图正是由傅大士所作。
南怀瑾先生评价说,傅大士生于齐、梁之际,悟道以后,精进修持,及其壮盛之年,方显知于梁武帝,备受敬重,而终梁、陈之间。数十年,始终在世变频仍、生灵涂炭、民生不安中度过他的一生。他不但在东南半壁江山中弘扬正法而建立教化,而且极尽所能,施行大乘菩萨道的愿力,救灾济贫,不遗余力。当时江左的偏安局面,有他一人的德行,作为平民大众安度乱离的屏障,其功实有多者。至于见地超人,修行真实,虽游心于佛学经论之内,而又超然于教外别传之旨,如非再来人岂能如此。傅大士一生的特点是能合“空”、“有”为一义,能将解脱修行和社会参与二者统一起来。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超悟的禅师,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
名动朝野,帝廷论义
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禅话》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没有多少了解,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些瞧不起,也有些妒恨。然而傅大士门下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悯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到,就写了道奏折,遣弟子傅暀入都致书梁武帝。
同年十二月,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就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传说梁武帝为试试他的灵异,特地叫人预先锁住所有的宫门。傅大士早已预备了大木槌,叩门直入善言殿。梁武帝不要他叩拜,他便直接坐上西域进贡的宝榻。梁武帝问:“师事从谁?”大士回答:“从无所从,师无所师,事无所事。”
自傅大士进京后,“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当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儿,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件事。
南怀瑾先生指出,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皈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可见傅大士影响之大。
大同元年(535)四月,大士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
三月的一天,傅大士与武帝在寿光殿内共论真谛。大士说到“息而不灭”的问题,武帝加以反诘:“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故钝。”他说:“一切诸法,不有不无。”武帝说:“谨受旨矣!”傅翕接着解释说:“一切色相,莫不归空。百川不过于大海,万法不出于真如。如来于三界九十六道中,独超其最,普视众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子非道不安。非理不乐。”武帝默然。
过了两天,大士就“息而不灭”作偈进呈武帝。其偈说:
若息而灭,见若断集。如趣涅槃,则有我所。亦无平等,不会大悲。即无大悲,犹有放逸。修学无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障于悉达。为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灭,但息攀缘,不息本无,本无不生,今则不灭,不趣涅槃,不着世间,名大慈悲。乃无我所,亦无彼我。遍一切色,而无色性,名不放逸。何不放逸?一切众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无过去有,无现在有,无未来有,三世清净,饶益一切,共同解脱。又观一乘,入一切乘;观一切乘,还入一乘。又观修行,无量道品,普济群生,而不取我。不缚不脱,尽于未来,乃名精进。
南怀瑾先生认为,大士作偈进武帝与僧肇作《涅槃无名论》进秦王(姚兴)是同一主旨,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息而不灭”实在是寓讽谏于佛法的主意,以诱导武帝开悟。
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自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开始,云黄山下即已逐渐形成两处精舍,但没正式建立寺院。直到他最后一次见到了皇帝,即大同六年(540),才建议造双林寺,并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下诏于双梼树旁设寺。对双林寺的创建,有许多说法,徐陵记道:“时还乡党,化度乡亲”,百姓“大倾财宝,同修净福”,乃于山根岭下,创造伽蓝。因此高柯命名为双林寺。这一年下半年,双林佛殿建成。佛殿开光后,造了一座九层砖塔。并写了经律一千余卷。
傅大士创建双林寺,正处梁武帝晚年。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傅大士想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义。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社会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度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解救东南一隅处在苦难中的百姓。
大同十年(544),傅大士把佛像经文,交给佛教信徒,又把屋宇田地资生什物全部捐出来为寺院所有。家资房屋捐舍既尽,没有住的地方,他就另搭了一屋立身。夫人妙光也自己建茅草屋立底。他们没日没夜地劳动,过着清苦的生活。
双林寺由傅大士开创,高僧辈出,终究名扬天下,隋朝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钦定为五山十刹第八,香火久盛不衰。
道冠儒履释袈裟
傅大士不现出家相,特立独行维摩大士的路线,弘扬释迦如来的教化。而且“现身说法”,以道冠僧服儒履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是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他的这一举动,配上他一生的行径,等于是以身设教,亲自写出一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
——《禅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渐渐进入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指出:“梁武帝时代,僧副、慧初等,息心山溪,重隐逸,小乘之弊犹未能去。独傅翕超悟大乘,出入佛老,感化及于后世禅教者,翕一人也。”说明傅大士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要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道”和“儒”,尤其是儒学。南北朝时范缜的《神灭论》,坚持“形神相即”,与佛教“形神相异”对抗。所以佛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难度是很大的。梁武帝用行政命令宣扬佛教,给佛教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即使如此,佛教要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儒、道的根基,要和它们互相融合,互相吸收。傅大士第一次上书皇帝,就已提出上中下三善:
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上中下三善,即治国的三种对策。所谓上善般若(佛)、中善“儒”、下善施政,也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傅大士创导三教合一,可见一斑。楼颖着的《傅大士录》中对此也讲得很清楚:
大士一日,顶冠、披衲、趿履。帝问:“是僧耶?”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士以手指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遂出。故今双林寺塑大士像。顶道冠,身袈裟,足趿履,仿此迹也。
南怀瑾先生指出,今时一般学人,研究中国禅宗思想和中国禅宗史者,学问见解,智不及此;对于禅宗的修证,又未下过切实工夫,但随口阿附,认为中国的禅学,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岂但是隔靴搔痒,简直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云地愈飞愈远了。
儒学是人世的学问,以做人治世为目的,便以“格物、致知、忠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至于学佛修道也离不开人世间,而且这是做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但是没有佛家的慈悲心肠是不能容物的。“有容德乃大,无欲性则刚,”德大至刚是一位金刚菩萨了。至于道家讲清净无为,宁静致远,理论少而智术多,没有道家的脑筋,很难制服一些混世魔王,他们从无为中显现有为,利于逆取,所以人们说:“开国以道,治国由儒。”这些都是“世间法”,而佛家是要出世的,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所谓三教合一,是指要有佛家的居心,用道家的智术和儒家的论理,才不会走入偏激的途径。傅大士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宋朝王安石作宰相,他的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
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
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士合并三家为一家的主张,在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部分。
傅大士主要依靠“敷演句偈,阐扬经论”,所以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句偈,也就是诗句当中。所讲的并不以文字为意,但契合微妙至真之理,说法不过数句,使听的人能根据自己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启示,使人揭开心眼之尘翳,洗去肺肠之垢浊。大士的思想受僧肇影响很大,他以真空为根本,合矛盾二语为一也是其思想的基本形式。如他有一首著名的颠倒偈子: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