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思的“新世情小说”
——简评李天岑的“人”字系列长篇小说
何镇邦河南南阳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交汇之处。植根于南阳文化的当代南阳作家是当代文坛的一支劲旅。被誉“为官为文皆正气”的“文章太守”李天岑是南阳作家群的一个主力。他历六年之久相继推出的《人精》、《人道》、《人伦》的“人”字系列三部长篇小说更是为南阳作家群大为增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被称为“人”字系列的三部长篇小说均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广大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背景，以芸芸众生的命运为主线，以各种社会热点问题为切入口，分别描述了农民企业家富起来之后怎么办（《人精》）、怎么对待官场的升迁（《人道》）、怎么处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人伦》）诸多人们瞩目或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某种意义上说，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称为“问题小说”。更重要的是，这三部小说通过各种社会问题的切入，讲述了各种生动有趣且有乡土色彩的故事，刻画了种种栩栩如生、性格鲜明，有的还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诸如《人精》中的由于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赖四（张世发），那种精明，有时油滑和风趣的性格让人过目不忘，作者的笔墨并不多用在描述他致富的过程，而是更多用在描述他同三个女人的情感经历，尤其是同韦娜和孟婕的情感经历，其中似乎有一种劝诫意义。其实，小说结尾处赖四自编自演的那段顺口溜《鼓儿哼》，就是小说劝诫的点题之处。《人道》写了两个女人的仕途升迁经历，让杨晓静与马里红形成对比。杨晓静这个正面形象略显单薄，而马里红的反面形象虽然有点漫画化，却显得生动饱满，有很强的劝诫意义。著名作家周大新在《人道》的序中这样写道：“官场诱惑男人，同样也诱惑女人，马里红一心想挤进官场，进了官场之后，又为了官位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做人的底线，做女人的底线，做人妻的底线，做朋友的底线，她都可以轻松越过。在她那儿，做事已没有任何禁区，甚至可以不要友情、不要爱情、不要亲情，可以出卖尊严，自降人格，自献身体，让官场外的我辈读了之后身上发冷，心里惊怵。”大新对马里红的这番分析，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我就不必再啰唆了。《人伦》从田、米两家在修路承包上的一起争执发展而成伤害案落笔，在更广阔的程度上描写了省、县、乡镇的官场百态与芸芸众生相，并凸显了作者在书的封面标明的“忍事不生事平安无事敬人不欺人非是怕人”的提倡忍让的道家思想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刻画了米兰兰、犬子（权长运）、田捍卫、张万顺、“田大眼”、米石匠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但由于出场人物过多，笔墨分散，几个主要人物仍然觉得未能尽意，不够丰满。
李天岑的“人”字系列三部长篇小说最大的长处是语言好，故事好，可读性强；另外就是读后有回味之处，发人深思。人们把这三部小说称之为“劝诫小说”，是有道理的；著名作家李佩甫在《人伦》的代序里说李天岑“要用文学点亮一盏灯”，也是有道理的。李天岑是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很重视小说的劝诫作用，但用“劝诫小说”来界定这三部小说，我觉得犹难尽意。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之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第五讲《明小说的两大主潮》中的一段论述：“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先生在这儿所论及的世情小说，主要指晚明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濛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之属。就善于描写世态人情、具有劝诫意义这两方面而言，李天岑的“人”字系列三部作品同鲁迅先生所论及的晚明“世情小说”在血脉上是相通的。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把李天岑“人”字系列小说称之为新世情小说更为精确一些。
李天岑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正如他是位有责任感、清正的官员一样。一位评论家赞许他“为官为文皆正气”是有根据的。在《人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写的小说让读者看了能够受益或得到启示，才能对得起读者，因为你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这就是李天岑昭告天下的他的文学观。其实，这种文学观是儒家诗教的自然的延伸。孔夫子的诗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提出“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都是认为文学作品（或扩大点说文章）应该表达一种思想，应该让读者“受益或得到启示”。当然，我们看到，李天岑这种文学观的形成也是逐步的。在《人精》里，他对文学的劝诫作用还处于一种比较朦胧的种态，只是通过赖四的故事和形象进行劝诫，而在《人道》之后，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指点，他的劝诫文学观进一步自觉，成为一种追求，以至在《人伦》里，关键时刻，都要请出张五爷出来进行“劝诫”一番。这种“劝诫”的思想也就有点外在于故事和形象了。已故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在谈论他的创作经验时这样说过，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在动笔之前想清楚，而在下笔之后打醉拳。也就是下笔之后，不要太理性化，不要把人物当成作家随意提调的木偶。我以为，这番话是经验之谈。李天岑在《人伦》的创作上有过于清醒与理性化的倾向。有评论家指出，李天岑的小说创作还可以坚持动人故事与劝诫思想相结合的创作路数，我也无异议。但是，这种结合必须是有机的融合，思想必须从情节与形象中见出。
李天岑“人”字系列三部长篇小说另一闪光之处是具有相当艺术魅力的乡土叙事。《人精》里用一些带有点色的荤段和性爱描写，还有出自赖四之口的“鼓儿哼”进行关于赖四人生经历的有滋有味的叙事，《人道》里用一种把杨晓静同马里红形成鲜明对比的叙事方法讲述两个女人的不同人生态度与仕途经历；而到了《人伦》里，无论是情节安排、结构方法以及叙述节奏，都比前两部作品讲究得多，艺术上也成熟精致一些。而不管是结构、叙述方法，还是语言方面，三部作品都带有传统小说和南阳乡土的浓郁色彩，这便是李天岑“人”字系列三部长篇小说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2013年1月8日草成于
北京亚运村之望云斋为官为文皆正气
——读李天岑的小说
贺绍俊李天岑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品。他是一名级别颇高的地方官员，为官是他的正业，为文是他的副业。传统士大夫也就是古代的官员，古代的官员就是身兼为官和为文二职，古代的著名文人几乎都有为官的经历，当然他们大多是以其文而名留千古，事实上有不少古代著名文人同时也是有作为的官员。这是因为，在这些士大夫心中，为官与为文的追求目标是高尚的，也是统一的。他们的追求目标就是文人之“道”，是社稷情怀，是忧国忧民的志向。古代的文人都是准备去做官的，“学而优则仕”，做官能够最直接地实现他们的文人之“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文人的性情又使得这些士大夫不满足于做事，还要通过为文抒发自己的情怀。在当下，有不少官员也爱好文学写作，官员写作一度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官员作家和官员作品，我以为，从整体上来说，这其实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延伸。我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认为，李天岑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品格。他既为官，也为文，为官与为文又是统一的，我不了解李天岑的政绩，但我从他的为文逆推，以为他的为官也是不错的，因为从他的为文里，可以看出他是有着文人之“道”的理想目标的。后来，我从了解他的作家周大新、李佩甫等人那里得知，李天岑确实是一位有作为、有理想的官员。如果说，李天岑的小说充溢着一股正气的话，那么他也是怀着一腔正气为官的，所以我要用“为官为文皆正气”作为文章的标题。
与其他官员写作不同的是，李天岑写的是小说，而大多数官员写的是散文或诗歌。李天岑的这一不同之处是令我大为惊奇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因为散文或诗歌属于直抒情怀的文体，虽然写出好散文或好诗歌很难，但进入的门槛很低，粗通笔墨的人都能以散文或诗歌的方式“有感而发”。小说却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文体，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写作经验是难以驾驭的。李天岑不仅写小说，而且写得很好，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像这样有文学造诣的官员真让人钦佩。
对于李天岑来说，为文也是他为官的延伸，也就是说，无论为官还是为文，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他写小说的姿态。他写小说不是因为心里揣着精彩有味的故事，他要讲给大家听。当然，他的心里确实藏着很多故事，从他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他很善于讲故事，但他讲故事的目的很明确，要通过讲故事表达他的惩恶扬善的思想。因此他非常重视一部小说的思想主题，当他对思想主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因此，他就对完全否定“主题先行”的观点存有微辞。他说：“过去讲写小说都不能主题先行，我现在对这个观点不能苟同。人们干什么都是要有目的的，写一部小说也好，干什么事情也好都是这样的，虽然不能主题先行，不能够像‘文革’时期那样，图解政治，为了政治目的，去塑造一些‘高大全’的人物，但是搞创作还是要有目的的。首先要有立意。”李天岑纠正了人们对主题的某些偏激看法。因为我们否定主题先行并非否定主题本身，但有的作家却不再对主题感兴趣，进而主张自然呈现、零度写作。李天岑提倡要有目的的小说观，他也是以这样的小说观去写小说的。另外，李天岑所提炼的小说主题又有自己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劝诫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堂堂正正做一个好人的。他自己说过，他写作就是为了点亮人们心灵的灯。所以我把他的小说称之为“劝诫小说”。中国文化有着劝诫的传统。一本《弟子规》就是一本劝诫人们弃恶从善、成就圣贤的经典。佛教也是强调劝诫的，在佛教看来，教人行善就是劝，制止为恶就是诫。
李天岑的劝诫小说较好地处理了为官与为文的关系，为官成为他为文最重要的手段。李天岑的女儿自然非常了解自己的父亲，她说父亲是“因官得文”。“因官得文”其实指出了李天岑小说最大的特点：他的小说为官的视野和为官的境界。李天岑本人也说：“因为在行政领导岗位上，接触社会、接触人的机会多，对于世道人心的了解也许更深一些，这对创作绝对有帮助。有人评价我这些年写的小说很老辣，大概就是因为我在行政工作岗位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看人看事可能会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更深更透一些。有文学圈里的朋友说，如果你当初不从政而是一直坚持创作，也许早就成名了。我认为，假若当初不从政，也未必一定能写出好的东西来。因为不从政，有些东西你是体会不到的，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缺少应有的深度和高度。”显然，这就意味着，为官不仅给李天岑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而且也让他能够站在一个政治觉悟的境界去认识事物，去体恤人物。同样，从政也使他能够从更加综合的视野里去观察世界。比如李天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精》是写一个农民企业家的企创业史的。农民企业家正是农村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新人物，但致富了还能不能像一个本分的农民那样生活，而当时的农村“暴发户”频频爆出负面新闻，这正是从政的李天岑特别关心的事情，他以此为主题写了赖四致富后的波折以及回心转意，就是期待农民企业家们能够走在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人道》则可以说是今天官场的“戒石铭”。小说写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这就是官瘾十足的马里红，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故事内容，就是关于马里红跑官要官的坎坷故事。跑官要官买卖官，官职成为了腐败寻租的重要对象，这正是当今官场遭人诟病的关键。但李天岑并没有采取揭露或谴责的姿态，他采取的是一种劝诫的姿态。他是通过马里红这样一个跑官要官、官瘾十足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劝诫现实中的人们，要收敛起被官本位文化催化膨胀的私欲之心。李天岑对马里红以及她所面对的官场环境的把握有一个恰当的度，他不像有些官场小说那样采取一味丑化或夸大的方式来获取引人注目的效果。马里红说起来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干部坯子，她有她的优点，敢说敢干，善于察言观色，头脑灵活。但一旦她走跑官要官的邪路就难以回头，尽管她的目的一步步达到了，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很悲惨的。李天岑的叙述其实是在警示人们，像马里红这样忘乎所以地跑官要官的人，到头来只会是众叛亲离，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不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