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者是机智的，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的，他不拘囿于就事说事，不拘囿于单纯地构织故事，他要把这事件作为故事起源的核，开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场，他要借助这故事的场，写出别有一番滋味的现实生活。因此，他虚晃一枪，跳出圈外，不去触及米九利和田戈为争夺昌裕道路拓宽修筑权的矛盾冲突，而是把故事描写的重心放在了双方冲突后的另一种冲突——欲望的冲突，情与法与理的冲突。也许这样的冲突描写在时下不乏重量级的作品，但能像李天岑这样，避实就轻，把抓打人与反抓打人的矛盾冲突作为故事的场，而去展示人性的欲望，人性的险恶与善良，却是不多的。
这样的故事是不好写的，处理不好就会落入俗套。因为在它的内里蕴含着两个家庭的矛盾纠葛。矛盾之一，大概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吧，田一方二十多岁，还没娶妻，好不容易介绍个段花，却因米丰仓一句对田一方人格贬损的话语而变成了米的妻子。对田一方，这无疑是属于夺妻之仇。田一方也不是好惹的，“文革”开始，田一方树旗招兵，成了红卫兵司令，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反过来，斗段花，批米丰仓，无奈段花又弃米丰仓而改嫁他乡。这第一回合，打了个平手，你把我的未婚妻夺走，我会把她斗走，你也别想得到。一切又复归原初。第二回合是田一方当了革委会主任后成为大队干部，在乡里横行霸道，到80年代，改选村长，米丰仓又把田一方撵下台，他做了村长。一报还一报，谁也不长谁也不短。恩怨也就如此种下了。此后，田家似乎优于米家，田家的大儿子在省城当了处长，米家的闺女在和尚桥镇当了镇长，恩怨的天平开始向田家倾斜。于是发生在田家与米家的一场纠纷就成了展示人性欲望的舞台：张万顺为了获取更大的官场利益，丢弃了法的原则，为打人者开罪。闪高全为了通过田捍卫实现自己当县长的美梦，把保护田戈作为觐献的砝码。高立镜、顾一安虽然没有明确的官场欲望，但因其唯官是瞻，自然也就没有把法与理放到正义的天平上。但米家呢，有个敢于碰恶，敢于向权力叫板的犬子、摆子，还有一直都想要回面子的田一方、米丰仓，这就把抓人与反抓人的故事搅拌得风生水起，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还有个五爷，也不可小觑。他是李天岑作品主题意识隐喻性的人物，或曰是一个主题的符号。是他的忍、他的让、他的宽容的禅佛理念，中和了田、米两家的纠纷。李天岑的用心是良苦的，他的作品主旨是要“时和世泰”，“政通人和”。这虽然不免有些佛禅韵味，但终于平息了两个家族的宿怨，使故事走向于一。
李天岑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高手，他有着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编织故事的智慧。因此他也就能够借助这一常见的民事纠纷，生发开去，运筹出一部长篇的故事构架，鲜活地展示了每个人的人性本质。
（《南阳日报》2012年8月13日A8版）
现实主义审美的更多可能
——评李天岑长篇小说新作《人伦》
孙晓磊李天岑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近年来，他先后推出的《人精》、《人道》两部长篇力作都很有影响，以实力证明着自己。近日，他再次为我们奉上长篇小说新作——《人伦》。
在我来看，《人伦》在呈现激烈的社会热点冲突中，描绘出社会转型期间纷纭复杂的世缘人生和世道人心的嬗变过程，赞扬了人在善恶边缘上挣扎而又能够拨亮心灵灯盏的那些个高贵行止。
我以为，李先生的长篇小说《人伦》，一如他的《人精》、《人道》，继续承延着现实主义直抵人心的温婉品格，并最终以其独到的叙事视角谱写而成“人”字三部曲。《人伦》结构紧密、构思精巧、题材新颖、引人入胜，尤其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的地方特色十分浓郁，像犬子、米兰兰等呼之欲出。作者的精神维度，涵盖了故事人伦的终极关怀，其思想掘进的锋芒直逼人伦的道义立场，拷问着人间正义，讲述着人之为人的深度思考。
《人精》、《人道》、《人伦》，世理、社情、人心。如果说《人精》凸现出作者对社会新阶层人士审美创造的前瞻性，而《人道》则在人格升华方面为人们提供认识官场的正确导向，那么《人伦》则以其救赎般的胸怀和眼界，来引导我们看待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仇恨、猜忌、争斗、结怨等负面影响。
《人伦》依然注重了现实主义手法的充分运用。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含义是，除细节的真实外，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细节描写和人物塑造从来都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功，是否具备这种功力，实际上也还可以把它作为对所有文学创造者写作能力进行检验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实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其主要精神资源，因而它更容易形成对人的尊重并对社会小人物理所当然地充满同情，但它对人性压制和异化的无情抨击，又往往会导致人们一厢情愿地以人道主义去改造社会的思想的蔓延。李先生在《人伦》中却没有仅仅停留在以人道主义去改造社会这个层面，而是以比较深邃的思想来试图达到和实现人的社会品格的重塑。作品中县、乡、村中一些干部的所作所为，所折射出的权力较量的泛社会性，是对某些以封建为基础的权力运作无所不在的特点做了有力的鞭挞，展现出社会化最具普世价值的运作形态。于是，《人伦》成为李先生意欲重塑社会的一种精神昭示，这种昭示更多地意味着对仇恨、猜忌、争斗、结怨的彻底拒绝。《人伦》叙事的成功在于它既没有完全照搬生活而使所撷取和反映的现实失之于肤浅，也没有故弄玄虚而使意义成为艺术的附庸，而是更加重视了叙事伦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其伦理的基础恰恰是以精神或信仰追求的社会性为目的或出发点。
对于《人伦》中编织的故事，李先生既写出了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又展示了各阶层间的不平衡以及各种对立关系的精神实质，还鞭挞了社会的丑恶现象，对张万顺、顾一安、闪高全入木三分的深刻而又形象的刻画，不仅透视着权力造作层面的复杂性，更使我们清晰而艺术地看到人性的本真、命运的本相和蕴涵其中的文化的本来面目。不仅如此，文本还使抨击的针对性有了反思的况味，这种况味使发现、审视成为观念意识改变的着力点，在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基础上催生和强化了劝诫任务的主流意识，其精神维度直抵人性弱点的终极，并且无保留而有节制地以文化的名义和作家的操守，来还原和凸显在复杂人性中寻找道义和欲望的平衡点，给人留下荡涤心灵的清新之感。显然，《人伦》讲述的故事体现出在人的普遍性中寻找一种文化呈现的意图，这种呈现注重揭示外在环境对人的侵蚀作用，使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有了深入人性层面的更大掘进度，也使得写作和揭露有了更积极的意义。
而且，《人伦》在表现人物遵循各自行事规则的对比中增强具象化、人格化言行的合理性，拒绝人物扁平脸谱化、价值观念表面化、人性揭示简单化的倾向，对人物的处理既没有类型化、概念化的虚假感觉；也没有为迎合大众而一味地去丑化或暴露现实生活，而是在文化的景深中探查人物言行的普遍根源，使审视文化积淀、反思传统道德的力量内蕴其间，人物也因而鲜活生动，这为故事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和提供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因此，写作在李先生这里，因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文化反思的极力扩张而显得更加鲜明有趣，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理解和从文化观念上剖析社会阶层间复杂人性的对立和扭曲，提供了更为宽泛的思维视角，使现实主义审美有了更多的可能。
（《南阳日报》2012年8月13日A8版）心弦共振谈《人伦》柳玉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我心中有一杆秤，那就是：“不听人前乱拍手，只愿背后暗点头。”人前乱拍手，多半是虚捧场；背后暗点头，才是真叹服。读李天岑的长篇新作《人伦》，我不仅是暗点头，读到结尾，还禁不住泪湿眼眶。我想，一部小说，能让一个华发苍颜的读者动情落泪，其间定有扣动心弦的缘由在。
胸中藏丘壑，笔底起波澜。作家讲故事，好像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民俗风情的画卷。娓娓道来却逗人流连，不事张扬却起伏跌宕，这正是作家的底气所在。因为有真切见闻，才有描述的真实；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有真知灼见，才有议论的真实。书中写田米两家，几十年的宿怨，借修公路竞标事件引发，盘根错节，穿插纠缠，层层展开。行文不温不火，故事一波三折，让人在生活的原野里，走家串户，叩问人心，评析情理，分辨对错，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错综感。书中的场景、人物、语气、情态，如若作家没有扎实功底，断然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