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几个小说读完之后，刚才阎晶明先生说得比较委婉，大家来到北京开会，很多作家也希望听到一些表扬的东西。但是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在自己创作上，就说确实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做一个真实的对话和交流。我觉得写到最后呢，天岑先生的小说创作有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好的小说，好的长篇小说，都有它明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有了明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结构一个长篇最重要的东西。结构不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个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雨果，雨果有悲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小说结构都非常完整，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他们建构起来了价值。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它对改革开放两面性，它有肯定，有批判，所以这个承诺它是带来了两面性的，就说改革开放可以富民强国，但是也带来另外的东西，带来的什么我们都能看到。就说这个历史观和价值观是我们建构一个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天岑到《人伦》里面写的，如果说在亲属、朋友、同事之间，这个处世哲学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学作品，被所有人所阅读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是不是这样一种处世哲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用息事宁人的方式，社会公共事务谁来参与？另外今天的社会也不是一个乡村社会，如果在乡村社会的时候，张五爷的道理对，他的身份也对，但今天不是张五爷的时代，用张五爷这种劝诫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可能会有些问题。就在朋友、同事、街坊这里面息事宁人，忍事不生事这对的。但是如果在公共事务里面，都息事宁人，这可能就不行了。所以写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在价值观和历史观里面可能有些问题，但是这可能跟天岑先生的身份有关系，你是一个太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又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和制度里面，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作为一个太守，显然他讲话的时候，他要有所顾及，和一般的作家，和一个身份就是作家的人，他处理这些事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些方面，可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挑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文学它有文学的规律，它和一个人的身份，包括它的个人的诉求，和文学本身的要求，它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这一点上，天岑先生还要写作，当然和退休不退休没有关系，价值观和历史观，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需要坚持的，小说里面这些个人物各有各的价值观，包括巴黎夜总会里面小姐都有价值观，她说在这么多人里面，我只要掌控一个人物，我就可以掌控一片江山，这不是小姐的价值观吗？各有各的价值观，张万顺有张万顺的价值观，米兰兰有米兰兰的价值观的，他们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价值观是我们需要彰显的，有些价值观我们是不能认同的。
新白描小说
梁鸿（中国青年干部学院副教授、评论家）我是非常认真地准备了，也写了一个东西，同时也把这三部曲都读了读。确实在看完这三部小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怎么样来命名，因为这三部曲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风格，需要学术的命名来做一个定位。我在想，这三部小说可能很难用现代的理念来衡量，所以刚才讲到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显然孟老师是作为一种批判性，但是我觉得李先生可能不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一直强调劝诫，他的劝诫可能在于一种宽恕，他的价值不在于对历史的批判，而在于是否建构，这当然不需要理论，他想从另外一个层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刚好看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他提到白话小说的问题，白话小说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喻心，第二是劝善。白话小说在现代小说系列里面已经被压抑掉了，被作为一个正统文学史的边缘一直被压抑掉。
我在思考这三部小说，恰恰觉得李先生的小说，能够用白话小说这样一个文体，这样一种小说的概念来衡量，因为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人精》、《人道》、《人伦》，是非常明显的方言世界，也是非常明显的劝诫、劝善。所以我把它命名为新白话小说，何老师用新世情小说，这个都没有关系。在这样一个小说序列里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升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现代启蒙小说这个序列里面，他找到白话小说这种世情的民情的存在。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李先生小说里面那种民间性，那种对风俗，对民俗生活非常熟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噱头，也不是某一个元素，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所以我想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下他的小说：第一个，就是白话小说存在的世情民俗。世俗和民间是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刚才讲了那么一些比如说劝诫、劝善，是我们中国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支点。而现代以来，我们这样一个劝善，我们这样一个劝诫的，包括我们说好人有好报，都被作为一个略等蒙昧色彩的这样一个东西被遮蔽掉了。我觉得李天岑小说里面这样一些元素，恰恰它重新激发出来了。所以这三部曲是以中国世情和民间逻辑来描述生活，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第二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乡村。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多民俗生活，那么多民间的道德观，民间的世俗生活观，包含劝诫和劝善。像所谓的因果报应，知足常乐等等，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和道德观念约束着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戒律。同时也使老百姓产生悲欢离合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它既是民生，也是民情。
同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乡村，其实在李天岑的小说里面非常明显，它是中国农村生活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涵盖了整个民间生活的全部，因为政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政治就是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人精》里面的赖四，他自己唱《醒世歌》，其实是他的一个重新回到传统的一个生活里面，是因为他要行善，恰恰是传统的道德观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点恰恰是他体现了中国最基本道德的超越性，他不是说来自于外部，而来自于内部。中国民间生活是有它活力的，是有它自身的生存力的，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恰恰也是我们长期以来要批判的，一个作家能够把它焕发出活力，能够激活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很大的共通性，那种被压抑的地方性，传统道德，都展现出他内在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二点就是劝诫和劝善。如果我们摆脱启蒙的观点，重新回到我们本土生活价值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是我们生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同时也有一种性格。所以李先生《人精》是劝善，《人道》是劝道，《人伦》是劝心，他希望通过他的写作，叫人在繁复的生活中，能够保持立身，所以《人精》也是醒世书，也有非常温暖的东西，劝诫不在于批判性，而在于他对人心的弱点和丑陋的一种宽恕，这是劝诫最重要的思想起源，同时也是反映出作者对传统道德自我净化的信心。传统道德可能觉得它太弱了，同时对我们现在生活起的作用太小了，如果一个作家能够从他的书写里面体现这种信心，并且把这种信心传达给读者，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功能。所以我们看到劝诫三部曲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劝诫，比如说《人伦》里面的张五爷，《人精》里面赖四他最后的反复的一个过程，包含着《人道》里面马里红这样一个特别具有视野的，甚至有黑暗性的这样一个官员。我觉得《人道》里面的马里红，我认为太决绝了，他把马里红写得太丑了，太绝对了，反而少了宽恕，我觉得作家可能太急于批判她了，反而这个人物有点单面，不够丰满。而且《人伦》中，我觉得作家可能又回来一些，比如米兰兰、田捍卫，这两个人物每当迷失的时候，总在找支点，米兰兰又想孝道，又想当官，就找张五爷，田捍卫也去找张五爷，这个时候张五爷其实是一个符号，他是一个传统的内在的使人平衡的一种价值。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人，他都希望在一个序列里面找到某个支点，官员也是一样，我们支点都是一样，只不过我们忽略掉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小说里面，劝诫既是劝世也是劝人，这是一种宽恕，是中国人的主要道德方式，其实也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要意，不光中国生活要讲劝诫，整个人类的文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都是需要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宽恕和暖意，尤其在《人伦》里面，这个包容性特别丰满，这也使得整个小说有一个特别宽阔的流动的东西，作家把这种生活的内在性的东西够描述出来了，把人性的复杂性描述出来，所以才有宽阔的可能性。这也是劝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一种温暖。李佩甫老师说到《人伦》笔调是暖意的，不暴力，不夸张，这是一种平常心，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性的道义，这是新白话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世俗、民间和劝善。
还有一点是方言世界，什么是方言呢？方言可能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内部的化石一样的，把一个民族的样态，情感给呈现出来，所以方言不只是一种语言风格，它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文格。在李先生小说里面特别明显，尤其是读《人精》，一开头用南阳方言读起来非常精彩，非常错落有致，铿锵又简洁，就像说书一样，是一个故事性的架构。这样一种回归民俗的写法，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种写作的一种方向。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一定要为他的小说找到一个敬畏，新白话小说这样的民间性，这样一种方言世界的建构，想象一个语言就是想象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地方性，地方的色彩，民风民俗，以及那个地方的整个生活样态都给呈现出来了，那么它是怎么思想的呢？他们是恋爱的，他们是怎么勾心斗角的，是属于那一块地头。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方言世界里面，他恰恰把一个被遮蔽的地方性给呈现出来了，被遮蔽的地方生活，那样丰富的生活给呈现出来。
说到最后，我想说一点，最新出版的《人伦》可能是在艺术上更加丰富，更有现代小说的技巧，也更接近文学史的叙述，也更接近某种历史观和价值观。但是在以后的创作里面，我自己的一种想法，我觉得作家不见得一定要朝现代文学史的这个角度来走，反而可以重新回到《人精》时候那种民间的自由感，以一种更自觉的意识重回民间，重回地方，能够进一步把方言世界作为一个文学地理的世界去构造，能够更深入挖掘民间生活，并且转化为被现代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我想这样的白话，这样的传统，这样的小说可能在李先生的手里面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作家可能找到更富有特色，更自由的创作的道路，更具有标识感，这可能是以后的方向，不见得都要走大家的路，找到自我的方向，这种白话的传统，民间的传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我觉得可能非常好。谢谢大家。
我谈李天岑的小说观
贺绍俊（评论家）我想了一个标题是为官为文皆正气，我觉得天岑是既为官也为文，为官为文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但是我不了解天岑的政绩，但是我从他的为文力推，我以为他为官也是不错的。因为从他的为文里面能够看出他是有着文人之道的理想目标的，所以我要用为官为文皆正气作为文章的标题。
其实讨论天岑的小说，这两个要素是很重要的，对于天岑来说，为文也是他为官的延伸，无论为官还是为文，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他的这种写小说的姿态。他写小说，不是因为心理揣着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当然他心里也藏着很多很多的故事，从他的小说能够看出来他故事很多，而且他也很会讲故事。但是呢他不仅仅是要把故事讲出来，他讲故事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要通过讲故事表达他的惩恶扬善的思想，因此他非常重视一部小说的思想主题。当他思想主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他不会轻易动笔，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就对完全否定主题先行的观点还存有微辞。
我注意到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过去讲写小说都不能主题先行，我现在对这个观点不能苟同，人们干什么都是要有目的的，写一部小说也好，干什么事情也好都是这样的，虽然不能主题先行，不能像“文革”时期那样为了政治目的去塑造一些高大全的人物。但是搞创作还是要有目的的，首先要有立意。其实我觉得天岑的这一段话，至少给我的感觉是他纠正了人们对主题的某些偏激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否定主题先行的时候，并非要否定主题本身，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作家，他已经不对主题感兴趣了，在我们的小说写作中间，就非常不重视小说要不要有主题。我觉得天岑他提倡要有目的的小说观，而且他也是以这样的小说观去写小说的。当然我觉得天岑他所提炼的小说主题又有自己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劝诫人们在当下社会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堂堂正正做一个好人。天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精》是写一个农民企业家创业史的，农民企业家正是农村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新人物，但是致富了，还能不能像一个本分的农民那样生活，我觉得这恰好是从政的这个天岑，他的这种视角和他的这种境界，决定了他要这么去观察这个人物，这么去写这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