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当然都是理想!您相信吗,比如,我还没来得及把《日记》的形式搞清楚,我也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是否能办妥此事,以致比如《日记》哪怕续载两年,到头来依旧还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比如当我坐下写作时,我有十至十五个题目可写(不会少于此数)。但是几个我最喜爱的题目却不得不搁在一边,因为那要占很多篇幅,耗费很多精力(比如克罗涅别尔格案件),搞得刊物上文章寥寥无几,很单调,于刊物不利;结果你写的不是你想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过于天真地以为这将是真正的《日记》。真正的《日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做给公众看的。我发现一些事实,得到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我常常很感兴趣,——但是其他的怎么写?有时候简直不可能。比如:已经有三个月了,我接到各地的许多来信,具名的和匿名的,都是赞扬的信。有些信写得十分有趣,别致,并且是现今可能存在的所有各派的来信。由于这些可能存在的各派,汇合成对我的一致的欢迎,我本想写一篇文章,写一写这些未具名的信给我的印象,还有一个使我比什么都感兴趣的想法:“我们的一致性在哪里?我们各种不同的派别有可能会合在一起的联结点在哪里?”但是,正在构思文章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这篇完全真情实感的文章无论如何不能写。然而写文章而没有真情实感的话,——那还值得写吗?连热烈的感情也不会有前天早晨,有两个姑娘突然走进我家,两人都二十来岁,她们进来说:“我们从大斋戒期起就想和您认识。大家都取笑我们,说是您不会接待我们的,即使接见也什么话都不会跟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决定试试看,所以就来了。我们是某某女士和某某女士。”先是我妻子接见她们,后来我出去。她们说她俩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她们那里女的已经有将近五百个,她们进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以便将来有好处”。这种类型的新式姑娘我没有遇到过(老的女虚无主义者我认识很多,都是亲自认识的,仔细研究过她们)。您相信吗,我度过的时光,难得有像和这两个姑娘在一起的两个小时那样美好的。感情多么纯朴、自然、清新,思想和心灵多么纯洁,最真诚的认真和最真诚的快乐!
通过她们,我自然将会认识许多同样的姑娘,我坦率地对您说,印象是强烈的、良好的,但是怎么描述呢?用为了青年人而产生的全部诚挚和欢乐吗?——不可能。况且这几乎是个个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该记下什么印象呢?昨天我突然知道,一个年轻人,还是个学生(哪里的,我不能说),这个人,我在熟人家里时人家让我见过他,他走进在这户人家教孩子的家庭教师的房间里,看到教师桌上放着一本禁书,便告诉了主人,主人立刻驱逐了家庭教师。等到人家在另一家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他这是干了一件卑鄙的事情,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向您揭示出事情的另一面了。嗯,我怎么来叙述这情况?这是个性问题,同时又不是个性问题,这里的思想和信仰过程是特别有代表性的,正如人们所转告我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不明白,关于此事他倒是有些有趣的话可说。
不过我啰唆起来了,加之我极不善于写信。请原谅我的字迹,我患流感,头痛,今天眼睛也酸痛,所以我写信时几乎看不见字母。请允许我握您的手,给我以荣幸,把我当作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中间的一个。请接受我的敬意。
您的仆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这封信,我这样答复:
深可尊敬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的信使我那么幸福,一连几天,人人都有的生活上的不快,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影响我,也未能扰乱这份快乐。随后又产生了愁思:我配不上您的来信。我一生中从未学过什么东西,从未作过自我修养,一向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的;为什么要赐我这封美好的、几乎是充满友情的信?为什么您像对待一个受过充分教育的、明白事理的、认真的人那样跟我说话呢?我简直觉得我是从您那里偷了这封信,那不是给我的,是给另外一个人的,他比我出色,这封信阴差阳错落到我的手里;或者我在我过去给您的一封信中虚妄地把自己表现成另一副模样了。然而不对,不可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对待我很严厉,甚至怀有敌意,他们发现我有许多缺点,但从来没有故意作假!我要驱散这种思虑,我将依旧只有喜悦。在这份喜悦中占首位的是我将和您当面相识,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直到现在仍旧不让自己去幻想,我觉得那是极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去叶琛图基必定要经过哈尔科夫,因而我们将有幸在自己家里见到您。我说我们,因为我丈夫她的丈夫是亚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亚尔切夫斯基。是您的才能的最真诚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在我们最近一次朗诵晚会上驳斥过您写银行的那篇简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触及银行问题。(《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23)陀思妥耶夫斯基批驳那种认为俄国土地银行会议不宜太公开的看法,因为他发现这里缺少广泛的公开性,含有“搞隔离”的意图。他表示异议的内容是什么,我无法告诉您,因为我对他的银行业务几乎一窍不通,而且我觉得这类事情十分乏味,谈到银行我往往避到另外的房间里去。那天晚上我很伤心,因为我们熟悉的一位军官(朗诵《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伏隆斯基极为出色),以他那过于响亮而有节奏的军人的嗓音糟蹋了您的短篇小说《百岁老妇》短篇小说《百岁老妇》发表在1876年三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17),因而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我怎么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没有亲自朗诵,委托他去朗诵,满以为他可能朗诵得比我好;而且,我朗诵(《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耶稣的新年枞树游艺会上的孩子》刊登在1876年一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54)及《农民马列伊》《农民马列伊》刊载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87—191))的时候,许多人听着无不流泪,而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单薄得多,据我看,它是很亲切动人的。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什么叫“朗诵伏隆斯基”。您知道吗,在我们文学晚会上按要求每次都朗诵《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朗诵:我念书中谈到安娜·卡列尼娜的章节,我的叔叔(出色的朗诵者)朗诵关于列文与奥勃朗斯基的部分,这位军官念有关伏隆斯基的,一位小姐朗诵关于吉蒂的部分。朗诵得极其生动。我们每人都在准备这次朗诵;我对自己要朗诵的章节往往记得滚瓜烂熟。
我若是能知道您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如何,我将感到很有兴味,但是我不敢问,因为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答复。只好寄希望于以后,看您是否会在您的《日记》中谈点什么。这部小说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您应当发表些意见才好,更何况,看了对它的“评论”,也想说话:“为什么不把评论家叫作猪呢?”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猪》。如果看看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评论家们的意见,那么亚尔切夫斯卡娅的严厉的意见便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平庸的”读者(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市场新闻》报上声称,《战争与和平》中自然景色是和“人的苦难与思考谐调”的,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自然景色却没有“重大的思考和苦难”,所以自然景色是“令人反感的”。(《市场新闻》,1875年,第104期)彼·特卡乔夫称《安娜·卡列尼娜》“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没有意义,精致的形式中充满了作者个人的审美热望的内容”,他把托尔斯泰列入“促使社会上的道德水平降低”这一类的作家。(《行动》,1875年,第5期,“评论性小品文”,页19)真奇怪,在我们的怀疑、分析和破坏的世纪,竟没有一个像样的评论家,这简直是命运的嘲弄!然而,不仅评论界中“母猪”多的是,上流社会也多的是:“您知道吗,托尔斯泰为什么不描写大学生,不描写人民?”倒好像艺术家可以跟着流行的要求的调门走,按订单写作似的;倒好像艾瓦佐夫斯基伊·康·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国画家。画海洋、画天空,却没有画庄稼汉与大学生,为此而可以责备他似的;怎么敢要求长篇小说作家按尽人皆知的旧套子写作呢?如果他不符合旧套子,怎么能否定他的意义呢?由于这些分歧,您为什么不该发表意见呢?就假定“对长篇小说的批判性的观点”和您的《日记》中的任何一个栏目也不符合吧。然而这些栏目是您自己开辟的,因而您也可以取消。总之,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拿随便什么框框限制您自己;而且您说:“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没关系!假定“克罗涅别尔格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评论了克罗涅别尔格案件。(《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1)克罗涅别尔格被控告毒打七岁的女儿。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懑的不仅是真正的罪行,还有整个审理程序,尤其是辩护人施巴索维奇的发言,他指控七岁的女儿未经允许拿了几只黑李子是偷窃。把孩子带到法庭上,将会给她一辈子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做法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判被告无罪是正确的,因为若判克罗涅别尔格有罪将意味着家庭的彻底毁灭。,您的《日记》中的这一杰作(按最严厉的评判者的判决),会占据整个一期刊物的版面,没有给小说及其他等等留下篇幅的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案件难道没有给社会以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不是比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所唤起的零星感想更令社会满足吗?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有重大意义。他们说:“过若干年,克罗涅别尔格案件会被人忘记,关于此案件所说、所写的一切会被人忘记,一切词藻空泛的小品文,一切甜腻腻的有人情味的发言将会被人遗忘,只有这篇文章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它将成为对社会、对律师和我们大家的强烈谴责。”是的,据我的看法,人的每一件花过一番心血的作品都是不朽的,可是我们却会突然失去这篇文章,因为“这占很多篇幅,而文章太少,刊物会显得单调!”您本人是您的《日记》的创作者,谁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您无论如何得给《日记》安排一定数量的栏目,再说社会上又有谁说得出一套完整的看法:“《作家日记》应当成为什么东西呢?”我初次看到《日记》的广告,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份刊物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您对过去和现在的思考?对时下的观点、派别、事件的分析?是您自己的或虚构人物——作家的私人生活的传记?
我从您的所有其他作品上了解您,我只是确信这份刊物将是内容丰富的,引人入胜的,亲切的,诚挚的,我为写作《日记》这一好主意而感到高兴。
收到第一期,我觉得它正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总之是“没有黑斑的太阳”。不过您大概会把这归入到我的“只看见美好的东西”的才能上去。这事以后再说,现在还是谈《日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出您着手办这份刊物的目的,预先就默默地在咂摸阅读未来的长篇小说时的欣悦。《少年》中的《图谢尔寄宿中学》《少年》中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在图谢尔寄宿中学求学。、《奥丽雅之死》奥丽雅之死是指一个年轻姑娘为贫穷的残酷的生活所逼而自杀。涅克拉索夫认为这是《少年》中最强烈感人的场面之一。(《书信集》,第3卷,页152)及其他的美妙场面在记忆中印象犹新,这些场面我也曾有机会在上流社会大声朗诵过的。有一点使我替您颇为惶恐不安,那就是必须严守期限(我是说《日记》):我觉得,这必定是极其不愉快的,负担很重的;不过,如果限时限刻是不愉快的话,那么也有其极好的一面:《作家日记》是一份完全独立自主的事业。写作的时候请仿效某个编辑部的意向,估计到这些意向(这是一种特别的书报检查制),这里,自己还是做得了主的,——妙极了。
为什么医生们要叫您到叶琛图基去而不是到克里木去?我们哈尔科夫有位出色的医生法兰科夫斯基,这个人极其正直、诚实,学习勤勉,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生活经历丰富。他经常到处跑,既到过国外,又到过高加索,也到过克里木,——他发现,没有什么比海滨的空气、海水浴及葡萄酒疗法对每个人的机体更加有好处的了,不论他害过什么病。况且叶琛图基还异常潮湿、泥泞,缺乏任何使生活舒适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