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我的才能——“只看见美好的东西”，那并不完全如此：我往往走极端，不是只看到好的，便是只看到坏的。对人也是如此，我不是喜爱得要命，就是受不了。我母亲甘卡是摩尔达维亚人，摩尔达维亚大公的女儿，不，是孙女，结了mesalliance法语：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是个神经质的女人。还有我，又是一个偶合家庭的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的最后部分谈到“偶合家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偶合家庭的成员是新时代的主人公，正在热情地寻求荣誉和责任的新形式。这个人物还只是刚刚在形成中，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有一点很好，那就是如此“漂亮的贵族典型”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对他来说是亲切的，新的主人公会竭力去追求仪表的优雅，达到极点，他会用心灵去领会和接受农民出身的香客马卡尔·陀尔戈鲁基身上的真和美。，一个“少年”，继承了母亲的一切不好的品质：急躁，没耐心，好发脾气，神经质，敏感，这一切都妨碍一个人平静而公正地看待世界。我知道这很不好，可是我改不了。
深深尊敬您的赫·亚尔切夫斯卡娅
1878年4月19日
交换了这些信件以后，我决意去彼得堡。
不久前，我重新翻阅自己的日记，发现有下面一段记叙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文字：1876年5月20日彼得堡昨天我们来到彼得堡。我此行的目的是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在彼得堡会遇不到他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心头，使我很苦恼，我几乎神经失常，只要一想到这次见面，我立即就会哭起来。我感觉到，我一见到他就会大哭起来，这样子见面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所以昨天我不让自己写信给他。我沉酣地睡了一觉，就像人们半夜里去要求买票，受过铁路上乱糟糟的吵闹，旅途中蜷缩在小铺位上，经过如此等等的一番折腾之后，倒在舒适的床上睡得那么香甜。一觉醒来，休息过了，心情平静愉快。但是，尽管如此，当听差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来到，我的心怦怦直跳了。那时是中午十二点。听差向我报告说：“人家在睡觉。三点钟才起床，到那时候把纸条交给他。”
五点半，我们坐下吃客饭。喝过汤，一个看门的小男孩匆匆走到我们的桌子边，低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找您。”
我和谈话的伙伴没有说一句话，飞快地离开餐厅，匆匆奔上楼梯，一下子来到我的房间门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面。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瘦削，衣着很随便。我不会叫他老头子，因为他既不秃顶，也没有白头发，没有发现一般的衰老迹象；甚至要断定他究竟多少年纪都有困难。然而，看着这张受尽苦难的脸，小小的凹陷的黯淡的眼睛，深而清晰的皱纹，似乎每一条纹路都有它的经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人想得很多，吃过许多苦，历尽坎坷。似乎这病弱的躯体中，连生命都几乎已经熄灭了。我们靠得很近地坐下，visávis法语：面对面。，他用安静的、低弱的声音说起话来，我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雕像，可以尽情地看个够。我不由得想：“看这个人的作品时，充溢人的心灵、震撼人的灵魂的那股热情，那份才气，那种心理分析，究竟潜藏在他身上什么地方呢？根据什么迹象可以知道这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的偶像，《罪与罚》、《少年》及其他等等的创作者呢？”他用微弱的声音谈到我们的社会里缺乏独立的坚定的信念；谈到彼得堡现今存在的教派，似乎是解释福音首先是指英国传教士莱德施托克子爵在彼得堡组织的教派。的教派，招魂术的荒唐，知识界人士得出结论说这是邪恶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的一月号、三月号及四月号上谈到过招魂术。（《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73—178，243—244，272—278）；谈到卡依罗夫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五月号上写文章谈到过卡依罗夫案件。（《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81—298）；谈到他担心脱离时代，不了解年轻的一代，在某些问题上与他们背道而驰，引起他们的指责；谈到匿名信，落款是“虚无主义者”，信上说：“诚然，您迷失方向，歪到旁边去了，您错了，对我们犯了罪，但我们终究还是把您当作自己人，不希望您离开自己的阵营。”谈到对一些事物的错误和观点的改变，这些事物直到现在他也并不陌生；他讲这些话，不仅没有卓越的思想家、心理学家和诗人的傲慢，反而带着某种异常的拘束和胆怯，似乎他害怕不能诚实而认真地完成生活所交给他的使命，这时我忽然觉得，在我面前的压根儿不是一个人。我所认识的那些人都是这样的吗？他们都是那样现实，那样易于了解、那样可以触摸得到的，然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却是不易了解的、看不见的灵魂，使人想要向他顶礼膜拜和祈祷。我克制不住地想要在他的面前跪下，吻他的手，对着他哭泣，祈祷。也许，人的天性中本来就有着崇敬神明的感情，有着向某种崇高的、不可企及、不可思议的东西顶礼膜拜与祈祷的愿望，对现今盛行的崇敬失去信仰之后，他便在人的身上寻找理想与偶像。这种愿望是那样难以克制，要不是我突然感觉灵魂解剖学者的这双近乎黯淡的目光正落在我身上，我会把这种愿望付诸实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也一直凝然不动地注视着我，好像什么无生命的东西，不过我的凝然的目光和他的凝然的目光大有区别：我的目光里是崇拜和景仰，他呢，大概已经习惯于把每个人当作仔细研究的材料来观察了；所以他顺便对我说：“在生活中，有些人完全是某种典型的体现，对不对？”他说了几个姓名，顺便提到纳杰伊纳，从前是富翁，出于信仰而成了书商。我受到这解剖的目光的影响，回答说：“不，我认为，这些典型在一个没有心理分析才能的人面前经过，他会觉得他们是些平庸的人物，丝毫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比如，我见过纳杰伊纳二十次，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个典型；只有习惯于发掘人类灵魂的人，才会在每个个别的人身上发现特殊的意义。”我说这话的时候甚至开始觉得他那凝然注视的目光似乎有点儿侮辱人的味道。奇怪的是，我对他说的一切，表面上看，我讲得非常平静，甚至有条有理，我感觉到这一点，可是我心里却激动极了，时时觉得心怦怦跳，甚至头晕。
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想，他像医生对病人说话那样，朴实而安详地对我说道：“请您朝亮光那边转过去些，让我看得清楚些。在您的脸上我怎么也捕捉不到什么，一方面，是年轻人的燃烧一般、充满生命力的眼睛，红润的、鲜艳的像二十岁人一般的脸颊（这时我只觉得我的脸颊和头脑像在火中燃烧），另一方面又是灰白的头发，多么漂亮！起先我以为是头发上敷过粉的。您多大年纪？十四岁出嫁，四个孩子，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回答说“三十五岁”，我侃侃而谈，说我身体上比较年轻，如果实在是这样的话，我也许会很高兴，可是我的精神上的不成熟却把我毁了，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兴趣和行动可笑，既不得体，与年龄也不相称。
“您知道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安慰我，继续说，“没有什么比精神上的朝气蓬勃更加令人快慰的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我没想到您是那么美，顺便说说，在我以通信方式结识一个人的时候常常预先猜想他的外貌。”
这些话一点也没有恭维的意味，这仍旧是解剖的继续，稍微有些使我生气，同时又使我打消了祈祷的念头。
他谈起我们的文学晚会，此事我写信告诉过他。他觉得这现象是极其令人快慰的，彼得堡没有类似的活动。我们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我说，“您知道吗，有人骂《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那人好像是我个人的仇敌。”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作声！”不管我怎样盘问，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说出自己的观点。我懊恼得要命。
他请我上他家，说是他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休息。然后工作，一直工作到清晨七时，也就是干一通宵。早上七点钟睡觉，所以要到下午三点钟才起床。我答应去，可是我不想滥用这种邀请的盛情，我顶多去一两次。我甚至觉得，这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那么丰富，那么强烈，不必再见面了；如果有可能进一步接近，成为亲人，成为他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命运主宰我们，而是我们主宰命运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的。在这片刻，我甚至很愉快地想到，我可以做他的灵魂解剖的素材。我心里默默想着我们谈话的种种最微小的细节，考虑着其中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感觉我显得比较年轻？我想，人在心情兴奋的时刻，确实可能显得比较漂亮而且年纪轻十岁的吧。怪不得在他离去之后，过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疲劳不堪，偶尔在水晶宫般的杰英特旅馆的镜子中瞧见自己脸色苍白，我不禁吃了一惊。
我记忆中印象最鲜明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神气，那就是他害怕再也不了解年轻人，和青年人意见分歧了。看来这简直是他的idéefixe法语：摆脱不掉的想法…这种idéefixe中丝毫没有怕自己不再是读者所喜爱的作家，或者怕读者与崇拜者的人数减少的意思，不是，他分明是把他与年轻一代的分歧看作是人的堕落，精神上的死亡。他勇敢而正直地坚持自己的内心信仰，同时似乎担心完不成他所担负的使命，不知不觉地迷了路。这一切异常真诚、公正、诚实而动人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
他问哈尔科夫怎样看待《作家日记》，我回答说，前面三期受到热烈欢迎，但最近一期引起了抗议，我向他指出，刊物上说我们的平民满足了，将来会更好。他问：“这些提出抗议的先生人数多吗？”我回答说：“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告诉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们人民的未来的保证。这种同情在我国是这样强大，因而人民确实不能不为之高兴，不能不寄予希望。”指1877年四月号的《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章中欢迎俄土战争的爆发，希望这场战争将会“澄清我们所呼吸的、我们感到憋闷的空气”（《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97），联合俄国社会，有助于克服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和政权机关与人民之间的脱节（同上，页387—388）。
5月25日星期二
彼得堡
今天我斗胆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绝对相信，对他来说，我不是人，是素材。他一直逼着我讲，不断地用这样的看法鼓励我：“呀哟，您说得真好，讲得真形象！我只想听，一直听下去，没个完的！”或者：“很难断定您是说得好呢，还是写得好？您写又写得漂亮，说又说得动人！”
我告诉他К的罪行，讲到自己在哈尔科夫的生活，总的谈了谈哈尔科夫的上流社会情况以及它对我的态度。他专心致志地、兴趣盎然地听着，使人不由得讲了很多很多。
桌上放着《俄国导报》。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告诉我，您对《安娜·卡列尼娜》有什么想法，”我又试试运气。
“不想谈，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所有的人物那么愚蠢、庸俗、委琐，你简直不知道托尔斯泰伯爵怎么敢把我们的注意力牵制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有那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可恨的、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我们忽然要腾出时间去注意伏隆斯基军官怎样爱上了一位摩登少妇，结果又如何如何。这股沙龙的气氛真要把人憋死，就这样你还会不断地碰到鄙俗和没有才气的东西，你拿起俄国最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你还会遇到同样的东西！”
“小说家不应该去描写子虚乌有的人，他应当撷取生活，以艺术的真实去表现生活，您的责任就是从中提取resumé法语：摘要（取其要点之意）。，”我反驳说。
“您说的完全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争论时惯有的不耐烦口气继续说，这种口气不知为什么丝毫没有使人难堪的味道，只是使人感到这不是自我怀疑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所述的思想的真诚的自信，“说的完全不对：难道我们的生活只是伏隆斯基们和卡列宁们的生活，如果那样，简直不值得去生活。”
“那么列文呢，”我又反驳说，“难道最迫切的问题就没有使他不安？难道他不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