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正史记载，佛教在两汉之际，通过外交途径传入我国。据《三国志》卷30《魏书》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来访我国西汉政府，受到了博士弟子景卢的采访，并把采访稿整理成《浮屠经》。浮屠是当时佛陀的汉译，所以《浮屠经》就是《佛经》的最早汉译。事隔60余年，汉明帝把对西域的经营再一次提上日程。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从他的谋臣说他梦见的金人就是佛这件事上来看，汉明帝政府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是高度关注的，也是了解的。同时也证明佛教自秦始皇以来，不间断地向中国输入的历史事实，使汉明帝和谋臣的一唱一和有了历史根据。据史料记载，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扩大东汉对西域地影响。这就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带来了契机：中国的皇帝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需要认识西域佛教。也就是说，认识西域佛教文化，是国家意志的需要。因此，佛教在汉明帝时代的洛阳首先撒下种子，这是完全可能的；东汉政府建立白马寺，优待外来僧人，让他们编译出《四十二章经》，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佛教在汉明帝时代成为皇族的信仰，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弟，在宫中时，兄弟俩关系相处得很好，正是有这层血缘关系，佛教也就随着刘英成为楚国的封君，在建武二年（52年）赴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任所后，便从洛阳衍生到楚国。从此以后，佛教便在洛阳以东各郡国流传开来。
佛教在东汉皇族的推动下，伴随着汉末三国时期世家大族的产生，也开始门阀士族化。这是因为，在中央政权日趋衰落，地方权利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地方官要想从世家大族那里吸引出来民众，就要想方设法找到吸引民众的东西，才能壮大地方势力，形成新的门阀士族，与中央政府抗衡。就东汉末叶的历史而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形成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这种与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最早出现在汉献帝时期的彭城国、下邳国和广陵郡（今苏北地区）。即所谓的“三郡委输”。这条汉代苏北运河线，实际上是佛教在中国最早门阀士族化的地理板块，与地方官员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政，严重弱化了中央政权（皇权），导致了社会紊乱，在地方上除了血缘世家大族和军事集团以外，又有了另类门阀士族的出现，即宗教门阀的出现。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34—156）在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创立“五斗米道”，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吸引道民。汉灵帝（167—189）时，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张角创立太平道集团，“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的方式布道，仅10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丹阳人笮融，与张陵和张角不同，在汉献帝时期，皇权极端微弱的情况下，干脆挪用三郡水运公款，创建寺院，铸造佛像，组织民众，诵读佛经，在每年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设酒饭于沿途，长达数十里，吸引5000余人，来壮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形成佛教门阀士族，促使佛教信仰由皇族下移世家大族，扩大了佛教信仰的范围，标志着佛教信仰朝着门阀士族化的方向发展。
在东汉末年，儒家文化独尊的一极格局被打破，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为西域佛教高僧来华，自由传播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以翻译佛经的方式，或依附于皇族和地方实力派，或隐居民间；另一方面，洛阳以东各郡国，诸如颍川郡、平原郡、南阳郡、会稽郡的知识分子，受楚王刘英和笮融信仰佛教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开始与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译佛经。据《梁高僧传》记载，洛阳在汉明帝时代有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与本土知识分子蔡愔和秦景合作，编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成为汉传佛教第一部圣典。汉桓帝时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在洛阳学习汉文化20年，翻译出佛经95部，115卷，经今人考证，现存22部，26卷，得到了本土知识分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的青睐，并在中国传播开来。汉灵帝时期，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吸引大月氏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籍，支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娄迦谶介绍的大乘佛教学说传播到了孙吴，对孙吴皇族佛教有所影响。
曹魏建国以后，继承了后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魏书·释老志》说，魏明帝（227—239）在洛阳大起浮屠；魏文帝（220—226）的胞弟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4记载，曹植在游鱼山的时候，忽闻空中有梵乐响起，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于是把《佛说瑞应本纪经》改写成《太子颂》等梵呗。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曹植命运坎坷，封地多次变迁，但都没有超出东汉末叶洛阳以东各郡国的范围，使该地区的佛教信仰更加普及。
孙吴在江南立国以后，也继承了东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佛教继续在孙吴皇族上层传播。严耕望先生说，孙吴建国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维祇难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译出了《法句经》。后迁都建业（今南京市），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建业。孙权闻其才慧，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梁高僧传》又说孙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在这里译经说法33年（247—280）。
另外，东汉末年的牟子，是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东汉末年避乱交趾（今越南境内），深受该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后返回苍梧郡隐居不仕，在孙吴初年，著《理惑论》（37篇），用佛教理论汇通儒、道各家学说，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著。
基于上述，汉魏时期的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以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为皇族和士大夫佛教信仰的地理板块。由于皇族的信佛，促使佛教在中国东部传播开来，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译佛教经典，著书立说，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经难以分辨出是外来文化的因子了。但在当时，尽管河陇地区西连西域，东接关中，南邻巴蜀，从西周，直到汉武帝时代，这里一直是西戎、匈奴和大月氏等游牧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肤浅，所以在汉魏时期，河陇没有成为传播佛教的地理版块，而是汉文化西传、扎根，并逐渐普及的地理板块，此时此刻，佛教在这里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河陇地区成为传播佛教的地理板块，肇始于竺法护在西晋的佛教经典翻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