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武
今年，欣逢福州先贤陈恭甫先生240周年冥诞。先生人格高尚，经术湛深，留意乡邦文献，表彰闽中先贤，修身励学，作育人才，洵称嘉庆、道光间之东南大儒。谨奉上短文一篇，梳理先生学行大要，略抒景仰悃忱，敬请各位指教。
一、《经郛》之实际编纂者
陈恭甫先生名寿祺，字恭甫，一字苇仁，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福州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11年），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享年六十有四。
先生父鹤书，以贡生执教四方，生徒甚众。先生幼被父教，文藻博丽，通达经传，有“异童”之名。后师从乡贤孟超然先生问经学，孟先生语人曰：“十年后福州有通儒起，陈先生是也。”乾隆五十四年（1729年），举乡试。嘉庆四年（179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经术文章与张惠言、王引之齐名。嘉庆六年（1801年）散馆，授编修，旋假归省亲。会座师阮元巡抚浙江，先生遂应聘主讲杭州敷文殊院，兼课诂经精舍生徒。
自嘉庆八年（1803年）春抵杭州，迄于同年冬还京复职，先生皆在阮元幕府之中。其间，除课徒授业之外，一项重要的学术劳作，便是主持阮元长夜之群经集注纂修。此一大型著述题名《经郛》，皆在取法唐人李鼎祚之《周易集解》，以汇集唐以前诸家经说为务。关于该书编纂故实，阮元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所记凡三条。第一条为嘉庆九年（1804年）、41岁条，记作：“四月，撰《经郛》，先生手定体例分纂。”第二条为嘉庆十五年（1810年）、47岁条，称：“大人自编录《十三经经郛》。”第三条为嘉庆十六年（1811年）、48岁条，谱文作：“四月，《经郛》编录既成，计一百余卷。”且有随文夹注云：“是书采择未周，艰于补遗，是以未刻。”根据以上三条所记，《经郛》一书之纂修，自始至终皆与陈恭甫先生无涉。其实不然。
据恭甫先生撰《西湖讲舍校经图记》云：“嘉庆辛酉季秋，余请假归。明年，吾师阮抚部自越招之，讲学敷文书院，不果往。又明年春，乃至……其夏，师选校官及高才生十有六人，采唐以前说经文字，亲授义例，纂为《经郛》数百卷。属稿具，寿祺与编校焉，辄稽合同异，以俟吾师之审定……于冬将还朝也，作《西湖讲舍校经图》，示毋忘师友之益，有好我者，诗以宠之。”先生此文撰于嘉庆八年（1803年）冬，据文中所述，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经郛》的编纂，并非阮氏年谱所记之嘉庆九年（1804年），乃在嘉庆八年（1803年）夏秋，迄于同年冬。二是陈恭甫先生始终参与其间，且任书稿之编校要职。
又据先生《上仪征阮夫子请定经郛义例书》记：“弟子寿祺顿首侍郎夫子阁下：乃者仰蒙善诱，俯启梼昧，将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古说，令寿祺与高才生共纂成之……宜仿刘向、班固之书，别为《通义》，取扬子《法言》之语，总名《经郛》。”先生此一书札，显然撰于《经郛》倡议之初，阮元提出“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古说”之想，先生方有此书而呼应。尤可注意者，《经郛》之书名，乃为先生所建议。
再据先生所拟《经郛条例》记：“《经郛》荟萃经说，本末兼赅，源流具备。阐许、郑之宏眇，补孔、贾之阙遗，上自周秦，下迄隋唐，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其大端有十。”文中所列十条大端，依次为探原本、勾微言、综大义、存古礼、存汉学、证传注、通互诠、辩剿说、正缪解、广异文。文末云：“统诸十端，囊括古今，诚六艺之潭奥，众论之苑囿。今仍厘为条例如左，览者详之。”足见，《经郛》一书之编纂条例，亦出自陈恭甫先生之手笔。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阮元有书致先生，据云：“《经郛》之业，生意本甚粗率。今年兄所业，极为精审，凡二字以上，零玑断壁，皆以采而发之，令人叹得未曾有，此优功于经者不浅。生所著刻之书已多，此种竟专属年兄，以为尊著。不必定以己巳之夏，即再迟亦可，总须随时辑录，勿弃为望。”阮氏此札，于了解恭甫先生与《经郛》之关系，最是重要。依其所云，则先生自嘉庆八年（1803年）冬还京，迄于十三年（1808年）冬，公务之暇，皆在《经郛》纂辑之中，且拟于十四年（1809年）夏克成完稿。唯其如此，阮元也才会倾心推许先生之劳绩，拟他日《经郛》成书，即视为先生所著。
综上所述，《经郛》一书的实际始终其事者，当首推陈恭甫先生。此方是历史之公论。
二、创编《清国史》儒林、文苑传之业绩
嘉庆十四年（1809年），陈恭甫先生以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出任国史馆总纂。是时，清王朝入主中原已然160余年过去，盛极而衰，危机四伏。而一代学术之鼎盛局面，亦随老成耆硕之凋零，不复再有，步入借总结而谋新途之阶段。于是一代国史儒林、文苑传的创编，提上了国史编纂的日程。恭甫先生之入馆修史，恰逢其时，“人品、经术、皆不作第二流人”，遂成创辟榛莽之不贰人选。唯先生供职史馆仅得一年，十五年（1810年）七月，即丁父忧而去职，以致创编儒林、文苑传之业绩湮而不彰。
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阮元接恭甫先生任，以翰林院侍讲任国史馆总纂，辑《儒林传》。据《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四嘉庆十五年（1810年）、47岁条记：“四月二十六日，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十月，大人自愿兼国史馆总辑，辑《儒林传》。”阮元本封疆大吏，乃一时失察而左迁，后复起，由巡抚、总督直至拜相，官体仁阁大学士。加之阮氏在史馆业绩显著，且有《拟国史儒林传序》、《凡例》及多篇史传流播朝野。因此，恭甫先生之业绩为其所掩，罕见议及。
谨述所见史料两则，或可据以深入挖掘。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武进学人臧庸在京病逝。之前，庸有书致阮元，专论其高祖琳入《国史儒林传》事，其间即述及恭甫先生之业绩。据云：“先高祖当入《国史儒林传》，此陈编修充纂修官时自言之，有手书可据。《尚书集解案》亦编修由舍间索取，郎君为邮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传。不幸传未成而编修遭大故。犹幸大人续为总纂，其相知之深，有过之无不及也。”根据臧庸所述，则恭甫先生任史馆总纂期间，曾有书致庸，主张其高祖琳当入《儒林传》，且将琳著《尚书解集案》稿索去，拟采其精要入传，只是丁忧离馆而琳传未能完成。今日所见之《清国史.臧琳传》，不过寥寥百余字，是否恭甫先生遗稿，已难知晓。
道光六年（1826年），方履篯以举人大挑，用为知县，分发福建，先署永定，后调闽县。方氏以文行导民，勤于职守，允称循良。恭甫先生有书致履篯，述及当年史馆旧事，据称：“寿祺先于嘉庆十有四年，充国史馆总纂，专创《儒林》、《文苑》两传。寻以忧归。明年，宫保仪征公适在京师，当事延之，独纂《儒林传》。”恭甫先生以史笔行文，准确而有分寸，谓阮元当年在国史馆，系“独纂《儒林传》”，而自己之任总纂，则是“专创《儒林》、《文苑》两传”。一个是“独纂”，一个是“专创”，作用不同，显而易见。
三、不朽之学人精神
陈恭甫先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月丁忧返乡，服阙，以母老陈情乞养，矢志不仕。先生师孟考功，年四十而不更仕，先生勇退如之，允称不负师门。在乡二十余年间，先生课徒授业以自给，凡掌教泉州清源书院十年、福州鳌峰书院十一年，振兴文教，移风易俗，倡议并主持纂修《福建通志》，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病逝于鳌峰书院山长任上。先生一生，不唯给后世留下了《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左海经辩》、《洪范五行传辑本》、《欧阳夏侯经说考》、《齐鲁韩诗说考》、《礼记郑读考》、《说文经诂》、《左海文集》、《绛跗堂诗集》、《东越儒林文苑后传》等多种著述，而且实事求是，不尚虚文，经邦济世，忧国忧民，更给晚近学术界留下了不朽之学人精神。
先生为学之实事求是，不尚虚文，可以答翁方纲论学书为例，一窥旨趣。翁方纲长恭甫先生38岁，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五十五年（1790年）擢至内阁学士，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年高任久而获赐三品卿衔，乃名副其实之老前辈。唯翁氏个性强悍，自恃博学，傲视儒林，颇好訾议他人。时先生尚供职词馆，会阮元主编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及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经典释文校勘记》、《周礼汉读考》先后纂成，翁氏数度致书先生，肆意讥弹。先生苇仁宽厚，素尊方纲为耆德宿望，为不致获咎长者，隐忍逾岁而不答。后方纲乃迁怒先生，盛气相凌。先生忍无可忍，始撰长篇论学书作答。先生此书，先述逾岁不答之深虑，继之则评段玉裁治《说文》之所得，最后再论实事求是之为学旨趣。
关于段玉裁之于《说文》，先生评述道：“段氏于《说文》，用功最深，海内无匹，破滞发蒙，精埒贾、郑。此天下之公言。虽有一二牴牾，于其大体无伤也。而如左右所诃，得为平心论事乎？”该书之最可贵处，乃在实事求是为学旨趣之阐发。先生于此有云：“治经之道，当实事求是，不可党同妒真。汉儒学近古，其家法出七十子之徒，宋后学者好非古，其臆断在千百载之下，故不能不舍彼而取此，而亦非尽废之也。其有存古可资者，何尝不兼收参订。以为薄宋后之书，辄并其善者而不旁涉，又岂通儒之见哉？夫说经以义理为主，固也。然未有形声训故不明，名物象数不究，而谓能尽通义理者也。何则？义理寓于形声训故与名物象数而不遗者也。言形声训故与名物象数，舍汉学何由？然非心知其意，博综源流，未足以与此。”
中国古代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素有经邦济世、忧国忧民之优良传统。陈恭甫先生身体力行，洵称此一优良传统之发扬光大者。
嘉庆十八年（1813年），先生接段玉裁札，复书论学，颇以一时世道人心为忧虑。先生云：“寿祺性狷直，不能为世俗龌龊脂韦之习。窃怪近日学者，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节气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处日蹙，无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忧也。”二十年（1815年）三月，先生师孟瓶庵遗著《孟氏八录》刊行，先生肃然撰跋，再及一时学风、世风之病痛。跋中有云：“窃慨乡国百年以来学者，始溺于科举之业，而难与道古。近则俊颖之才知好古矣，然本之不立，学与行乃离而二，其究也学其所学，弊与不学均。甚则以廉孝为奸媒，以朋徒为利饵，以诗札为发冢，以文笔为毒矢，口谈义利，心营悖鄙，形人行鬼，不知羞耻。顷仪征阮抚部夫子、金坛段明府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抚部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之大节，略而不谈，以遂其不矜细行，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然则先生是书，恶可不流布海内，以为学者针砭也。”
道光二年（1822年），先生有书复两广总督阮元，高瞻远瞩，以外商输入鸦片而忧心如焚，斥之为流毒无穷。先生云：“寿祺尝思天下事，重有忧者。如鸦片一物，夷人贩运，既以戕中国之人，又以耗中国之财，用心叵测，流毒无穷。计二十年间，天下之甘其酖而倾其赀者，奚啻累千亿万！编氓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纨绔陷之十八九焉，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势方日炽而未有止。不识再复二三十年，其为戕耗又将何若。荡而不反，得无如狂国之驱不狂者而饮于狂泉耶！”先生此论，先发于黄爵滋严禁鸦片奏疏16年，尤称卓然睿识，振聋发聩！
〔作者简介〕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