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征鲁、薛菁
一、晚清新学之演化序列
现代学术界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常常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晚清（近代）新学为主流学术思潮。
新学作为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化转型。18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跨海而来，他们企图用基督教、贸易、鸦片，但最后是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古老帝国的大门。老大、腐朽的满清王朝，在西方新兴势力面前望风披靡，中国面临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于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以自强。正是在西学与中学最初的碰撞中产生了新学。因此，晚清新学或近代新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融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简言之，晚清新学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是中学的近代化形态。
何谓新学？从字义上看，“新”原意为“伐木”。《说文.斤部》：“新，取木也。”章炳麟《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云：“且彼亦知‘新’之为义乎？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
据史可稽，“新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书.张禹传》：“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义断之。”“新学”在此意为初学者。可见，新与旧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两者只是时间次序的区别，并无褒贬之义。西汉以降，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大凡趋“新”的学术思想均有可能动摇儒家正统，难免有“失正”之嫌而为世人所不齿。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宋人亦称王安石的经学为“新学”。此处的“新”明显带有讥讽之意。足见汉代以后中国人的观念中并不喜“新”，甚至恶“新”、厌“新”。
饶有趣味的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为了反对古文经学，著《新学伪经考》，以“新学”指称汉末王莽新朝时的古文经学以示轻蔑。然而，出其意料的是，维新运动时期，守旧派人士以同样的口吻称康有为倡导的学派为“新学”，以示鄙薄、嘲弄。令守旧派人士意想不到的是，被他们戏称的“新学”自19世纪末以来，却作为一个标示晚清学术基本特征的名词风行于世，“求新”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无不以“新”作幌，新学遂成为晚清学术之主流。王国维在述及中国300年学术文化之变迁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将之学新。”梁启超在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云：“有清一代，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则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
综观晚清新学体系的建构，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西学东渐、晚清士大夫对西方文化认知水平的深化，其内涵渐次丰富、完善。一般而言，学术界将晚清东渐之西学分为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亦为物质文化，如坚船利炮；制度层面，亦为制度文化，如议会制度；价值观层面，亦为精神文化，如世界观和方法论。此亦为中国现代化次第演进的三个阶段。由此，我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是为新学之滥觞。之后，新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之演进或三个阶段，其又与按地域文化角度划分的三个学派暗合，即张之洞的“南皮新学”、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的“南海新学”、严复的“侯官新学”。具体而言，南皮新学亦即器物层面之新学，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南海新学亦即政治体制层面之新学，亦即戊戌变法之学；侯官新学亦即价值观、方法论层面之新学，亦即晚清新学之集大成者。
二、侯官新学体系之义界
侯官，古旧县名，是福建第一个县治。侯官，本作“候官”。原系汉代官名，都尉下属，后演变为地名。东汉末年置，治今福建省福州市，隶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因南部都尉治侯官县，亦称侯官都尉。三国时，为了与上郡张掖的侯官相区别，福州又被称作“东部侯官”，简称侯官。《三国志》卷57《虞翻传》中有“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侯官长闭城不受……”的记载。西晋时，侯官属晋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为原丰县，十二年（592年）易名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析闽县复置侯官县。由唐至清，侯官县与闽县同时并存，两县同城，两县同为福州、福州路、福州府治所，侯官县辖州、路、府治西境，今南街以西，南门兜以南，鼓楼以北隶侯官，三坊七巷即属侯官县。晚清以来，福州名人辈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近代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等均为侯官人，故有“晚清风流数（出）侯官”的说法。在这里，人们即以“侯官”代指福州。此外，众所周知，严复以翻译西方著作著称于世，被称为侯官严先生或严侯官。在翻译中，严复或常常加入大量的“按语”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按语之长，超过译文；或结合中国时局对原文进行损益、改造。这样一来，严复的译著已经不是原著的翻版。为此，严复自己在原稿本中也不云“笔译”，而是题曰“侯官严复学”。其意显然，严复将自己所译著作，称为严复学或侯官学。因此，我们以侯官新学指称以严复为代表的新学最高阶段，当是允当的，正如严复自称其学为侯官严复学。
当然，侯官新学中的“侯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人文学术概念，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思想流派。广义而言，侯官新学是指在福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在两宋以来闽学的浸润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季这一地区中西文化之交流激荡中，诞生出来的一个文化学派。应当看到，一方面它是晚清以来，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爱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探求救国真理，主动向西方学习，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结晶。另一方面，它也是西方传教士在福建地区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以及创办教育、开展慈善活动所取得重要的社会效果催生下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侯官新学学理的先进性与方法的守中性。狭义而言，侯官新学特指严复的新学思想，它是晚清新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晚清新学的极致。本文所论，为狭义之侯官新学。
三、严复个人经历与侯官新学体系之创建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籍称严侯官。
严复“早慧，嗜为文”，“词采富逸”，从小随其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7岁始入私塾读书，先后“从师数人”，其中对严复早年影响至深者非黄少岩莫属。正是师从黄宗彝的这段时间里，严复之国学造诣、忧国忧民和刚直不阿之秉性乃至后来对西方科学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老师糅合‘汉学’与‘宋学’价值的苦心”。有学者甚至认为，“严复后来对西方科学的热情，是建立在直接（虽属初步涉及）与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资料相关的基础之上的，而并非建立在与‘科学’这一口号的模糊不清的联系之上。在这里，西方科学要求的精确性和能力训练与严复原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结合了起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能来自他早年受到的‘汉学’家治学方法的训练。”
严复14岁时，其父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父死家贫，严复“不再从师”。正值严复生存陷入窘境之时，适逢这年冬天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招生，严复入学考试的作文受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激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船政学堂，严复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
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因校址在马尾，也称作马尾船政学堂。其作为清末最早的海军学校享有“近代海军摇篮”之美誉，是“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该学堂分制造和驾驶两个专业，分别由法、英两国专家为学员授课。相对于船政局坐落的方位，制造专业的学舍在前，故称前学堂，因习法文，又称法国学堂；驾驶专业的学舍在后，故称后学堂，因习英文，又称英国学堂。
1867年1月6日，严复进入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所习课程主要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这些课程将严复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他开始系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熏陶，对西学逐渐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打下了坚实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此外，后学堂由英国人主持，教育体制悉按英国海军学校成规，教师用英语授课，使用英语原版教材。这一教育背景决定了严复一生的功业。从此，“英文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英国成为他理想国家的范本。英国人的思想支配了他的思想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船政学堂5年里，严复并未中断传统文化的教育，《圣谕广训》、《孝经》仍是学生们的课外读物。由此可见，严复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虽在14岁中辍，但事实上，他终其一生都未停止对中国古籍的研读，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又师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研习古文，不仅西学造诣高，而且国学根柢亦深，因此，他所译西方学术著作均以古文笔法译出，文笔灵动活脱，典雅畅达，“以瑰辞达奥旨”。严复能成为中西文化比较之第一人，正是源于他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梁启超曾评论道：“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1877年3月31日，24岁的严复在华、洋监督李风苞、日意格的率领下，与船政学堂驾驶班同窗12名学员赴英国学习。在学期间，严复等人主要“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所有课程都以练习水师兵法为旨归。而严复“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且“于西学已有窥寻”。他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
不仅如此，面对英国的富强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之间的差距，严复开始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关注中外国情的差异。在专业课学习之余，他“尝入（英）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他认为：
刑狱者，中西至不可同之一事也……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夫中国刑狱之平，至于虞廷之皋陶极矣。然皆以贵治贱。以贵治贱，故仁可以为父母，而暴亦可为豺狼。若夫公听平观，其被刑也，如其法而正，民终不可以是为天直，以责其上，使虽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是故天下虽极治，其刑罚终不能以必中，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此上下之所以交失，而民德之所以终古不蒸也。夫民德不蒸，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
为此，严复后来提出了“兴民德”之重要性。
1878年6月，严复等6人均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海军学院的学业。在郭嵩焘的帮助下，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林永升、萨镇冰等5人到皇家海军船舰上实习，而严复则因被中国政府业已安排为教职，继续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再学一年，严复因此成为唯一没有上舰实习的海军留学生。这一偶然的安排对严复一生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意味着严复以后不可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依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晋身海军行列，而是作为一名教师从事学术研究，培养海军将才。严复自1880年起就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长达20年之久，而他的同学却大都在海军界担任舰长等职，严复则由军事拓展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人生路径与他的同学大相径庭。此外，在英国多待一年，使得严复对已经倾心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社会问题有了进一步研习的机会，为其日后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借助译著表达自己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留下来的一年里，严复多次应郭嵩焘之邀参观考察了法国天文馆、巴黎各项市政工程、万国博览会、凡尔赛宫等，对西洋文明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深深体会到“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不仅如此，严复的英文水平在留英期间已练就得炉火纯青，为他回国后大量阅读和译介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等西方艰深的学术思想著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正是有了这一本领，严复对西方社会了解之全面，西学造诣之精深，不仅远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在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欧洲的早期维新派人士如王韬、何启、郑观应之辈以及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康梁新学家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由此也注定了严复是晚清新学思想家行列中对西学认识最深的一位，他能够直入西方文化之堂奥，深得个中三昧，最终漂洋过海，将之植根中土。当年唐僧玄奘不惮万里荒漠赴印度取得真经，严复犹如近代海上玄奘，远涉万里重洋，为死气沉沉的近代中国取来资本主义的天火。就其理论而言，侯官新学无疑是新学思想体系中最成熟、最系统同时也是最富创新性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