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认真地考虑过，我要靠“拖鞋”吃饭。
在我的少年时代，中产阶级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活在低下阶层的贫苦人家，免费而又最开心的娱乐莫过于做白日梦，在幻想里做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发达了，成为富可敌国的大亨等等。
我曾经天真又幼稚地认为，吃“拖鞋饭”是可以致富的。
那一年我读中学二年级，十四岁，在工厂做非法童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童工随处可见，虽然违法，但为生活所迫，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帮补一下家计，厂商又乐得有廉价劳工可用。可一旦有执法人员前来突击巡查，我们就要从后门的爬梯逃走，有点像今日海关扫荡卖盗版光碟的小摊贩，或者拘捕偷渡来港的非法人员一般。
那时我的工作，是负责将“人字拖”横带上的三粒支点塞入胶鞋的鞋底。第一次发工资，我已经忘了有多少钱，但对于从没有领过零用钱的穷孩子来说，当手心里握着那些微薄的薪水时，已幻想自己成为世界首富的那天了，也因为幻想得太投入的缘故，我更立志从此不再读书，以赚“拖鞋饭”为终身职业，幸好遇上了贵人。有一次，工厂老板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小子，不要这么快就想出来工作，在工厂里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那一天，还是要先读完书再说，将来你就知道有得捱了，想喘口气都好难。”工厂老板的苦口婆心，最终破灭了我的幻想，令我重归现实，继续上学。
“过家家”中学EQ
“幻想”的确是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最佳玩具。还记得小学时，只有半天时间上学，功课也不多，我们一回家就会飞快地做完功课，然后开始了“疯人院”般的玩乐时间。明仔说要扮演超人，邻家的芬女坚持要扮演阿妈，芬女的弟弟B头就被委派做回自己，即扮演小宝宝，但我却坚决拒绝当芬女的老公角色，我要出演李三脚。
于是有一天，李三脚的老婆在家中喂孩子喝稀粥后，李三脚负伤跌跌撞撞地归来，他刚在路上与九十人血战，几经辛苦才回家见到妻儿，正当夫妻俩抱头痛哭场面感人之时，突然有人敲门：“Hello”。原来是超人在一次飞行中睡着了，不知不觉间从美国飞到中国，看见有间屋子，于是敲门借宿……
别问我逻辑问题，超人和李三脚当然是不同年代的人，但我们孩子的幻想从来不考虑这些。当时在我住的唐楼的狭小客厅中，几乎每日都在上演这类跨时空、跨文化的划时代故事，正因为我们物质匮乏，没有玩具，更遑论上街购物，我们一天到晚就沉浸在自编自导的幻想故事中，天马行空，极具创意。
在我们安排各人的角色时，在我们思考如何将超人与李三脚这两个不同时空的角色放在同一游戏中时，不知不觉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协商技巧，什么叫求同存异，什么叫各取所需。
现在家长趋之若鹜的EQ（情商）、AQ（逆境商数）、人际关系技巧等纸上谈兵的培训班，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根本是在与同伴的游戏“实战”中学回来的。
想象力让我“脱贫”
我是分别见证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诞生的一代，小时候多是听收音机，没有画面，只有声音，幻想空间自然比现在的孩子大很多。据说那时的足球赛事，现场看到的与收音机听到的往往是两码事，那些红极一时的足球评述员，可以将一场闷得发慌的赛事描绘成战况非常激烈、势均力敌的世纪之战；而广播剧里那些声音雄浑的大侠，在每个人的幻想里都有不同的英雄模样。
记得那时有个同学，玩这些幻想游戏玩得太投入了，最后竟将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她经常告诉同学，她是陈宝珠的朋友，昨晚才和吕奇吃过饭，她妈妈更是和谭兰卿一起吃火锅，简直跟电影《魔幻迷宫》一样。
后来，我忍受不了她的谎话连篇，为了揭破她的谎言就跟踪她回家，发现她一家几口住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
那时的我虽然年少，但在心里也涌起了一阵悲凉：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实在太困苦了，只有在幻想里，我们才会尝到成功的滋味，我们的生命才有色彩，才能冲出贫穷的困境。
我也曾经日思夜想，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中了赌马的彩票，又或是做了电影中最有钱的银行经理，到时我就可以住进荧幕上的豪华大宅，坐有型有款的汽车了。别说我们小小年纪这么市侩，那时的孩子对物质和金钱都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我是“乡下仔”，在自己的地方才是小霸王，十二岁前连港岛也没去过，中环的那些银行大厦、邓寄尘（播音员、演员）拉的人力车更是遥不可及，那些都是属于粤语的黑白片世界。上等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没接触过，只能凭空想象出来。
现在流行各式各样的“创意班”，大人和小朋友都期望通过一个课程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创意，但有时候，我们是本末倒置的。如在我们小时候，我们告诉阿妈，见到有个五只脚三对翼的怪人在窗外飞过，在厨房正为一家七口预备晚饭忙得一头烟的妈妈，心情好时最多回应：“哦……哦……”心情不好时就会大骂：“不要捣乱，妨碍我煮饭啦。”
现今香港的孩子多由外籍佣人照顾，做母亲的有较多空间留意孩子的需要，如孩子告诉妈妈见到这样一个怪人，轻则被紧张的妈妈盘问，为何要编“怪人”的故事来骗人，说一篇大道理教导诚实的重要性，重则随时会落得被捉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测或评估，然后被判定为有何种失调症的下场，什么创意思维，都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了。有“读写障碍症”的我，庆幸不是成长于现在这个时代，虽然我成绩差，被人说我“蠢”，但我不甘心这样的评价，又因为我小时候的口才也很了得，是全班同学的小领袖，我不相信自己蠢！于是，我加倍努力，用行动和成绩证明我并不是蠢，否则今天的我又怎能完成神学课程做了牧师？假若我出生在今天，早就被评估为“读写障碍”了，犹如判了小朋友的死刑，没准就把我分去特殊教育班（special class）了，永世不得超生。
虽有云“人蠢无药医”，原来“蠢”是绝症，但我究竟是否“真蠢”这件事，还可以“上诉”。我还可以跟其他同学力争上游，最多我年年包揽最后一名，但我一旦被判定患有“读写障碍症”，我就只有接受命运的份儿了，到那时，还有动力、动机去尽力摆脱这个魔咒吗？我可能会安于现状，接受自己的种种失败，认为这一切都源于我先天的不足，无须再挣扎了。
我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们本来天生就有能够上天下海、古往今来、飞天遁地的丰富想象力，我们本来通过正常的游戏与学习就有足够的社交能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只是今天生活富裕了，我们过于依赖一些“课程”或“教材”，却忘了自己是如何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成长的。
我们用钱买来发声闪灯的玩具代替游戏，我们用计算机代替了需要想象空间的阅读世界，我们花数万元买一套语言教材影碟机做一个电子保姆，我们用五国语言、八种乐器、多元智能、开发右脑潜能训练班代替了一个个和自己拌嘴、和自己打架，但最后也会和自己玩的同伴。
活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原来我们穷得只剩下了钱了，千万别说今天的孩子丰足了，我们的孩子其实是极需要“脱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