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国际矛盾。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利用国际资金和市场追逐更多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压力下，资本家将产业资本国际化，将最消耗资源、最污染环境、最剥削工人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利用其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追逐利润；实行供应链管理，而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外化给欠发达国家及其供应商。资本主义社会则建立起白领为主的中产阶级社会。
大众持股公司藏富于民。美国和英国还鼓励大家族抛售股票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将上市公司变成大众持股公司，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监管，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使大众股东通过分红来分享经济增长。即资本家只参与所有者分配，而不参与经营者分配，淡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国家资本主义克服金融危机。随着工会斗争和劳动力短缺，资本主义社会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逐步扩张。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泛滥，金融资本控制政权并贪婪无度，通过“金融创新”制造泡沫，加剧收入不平等，这也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因。为了克服经济危机，或试图通过工党政府推行社会民主主义，像欧洲那样实行福利国家，或实行凯恩斯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福利国家也会逐步暴露财政赤字等问题，进而引起私有化浪潮，自由化迟早会再形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
通过民主和法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资本主义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针对封建社会阶级特权，实现了机会、程序等起点平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普通法追求社会平等，通过反托拉斯法化解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矛盾。但个人主义始终占据西方社会统治地位，政治民主终究会屈服于经济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破解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关系，中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目前公有制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的重点，是否彻底否定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共产党面临的考验。依照市场化改革路径，最终我们将面对如何处理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的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邓小平说是“共同富裕”，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早已经被资本主义证明并非直接实现“共同富裕”的良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斗争、相互融合是时代特征。
我国目前应该超越极左和极右的思维模式，走中庸之道。经济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以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国有企业固守国家战略产业关键领域，以适度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并为民营经济释放更大发展空间。以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先进生产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社会改革作为近期主体性改革，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边界问题，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以公平促效率，以发展促稳定，建立中产阶级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民富国强。稳妥推进政治改革，为解决社会矛盾奠定基础。实行社会主义宪政，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继续完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开放性和执政能力，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包容性增长道路。
三
二元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自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结构理论之后，衍生出以注重资源配置的古典二元结构理论和注重分工组织的新兴古典二元结构理论。前者认为，农业部门土地稀缺而劳动力过剩，应该促使农业部门中边际劳动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从而实现经济的结构转化和总量增加。后者认为：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结构转化的决定性变量是分工演进，而分工演进又主要受交易效率的影响。杨小凯教授认为：城乡自由移居会保证真实收入在城乡之间均等化，这种城乡差别是自然的过渡性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中国长期通过户籍制度等来限制城乡择业自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二元结构的变迁，学者们用三元经济结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等解释。
统筹城乡发展，从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是主要方式，世界各国城乡一体化模式的重点是关注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影响力的模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农村工业化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崛起，利用农村所能掌握的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农村工业化，甚至形成小城镇等，其典型是苏南模式如华西村等。乡镇企业是避开改革初期二元结构制约的产物，毕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不利于集约化和城市化，随着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城市工业化的兴起，农村工业化模式开始衰落。二是建设新农村模式。韩国1970～1982年开展了“新村运动”，以“勤勉、自助和合作”的精神，通过村庄建设项目、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水平加速实现农村现代化。中国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借鉴了韩国“新村建设”的经验。三是城乡等值化模式。德国20世纪50年代在巴伐利亚州开始“城乡等值化”试验，追求与城市生活方式不同类型但等值的理念，通过制定村镇发展规划、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保护传统文明、加强社会事业等，使城市更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建立起“低消费、高福利”的新农村生活方式。城乡等值化是城市化后期通过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来防止农村空心化。中德1988年开始在山东南张楼村试验“城乡等值化”。
我国1953年实行农村合作化、统购统销制度，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标志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律形式正式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更使农民失去家庭经营及其收益权，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固化。1979年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1984年联产承包变革全面完成，随后乡镇企业崛起，新兴小城镇出现，以剪刀差为主的二元结构制度收益逐步耗散。2003年左右，开始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新阶段。
中国政府对城乡二元结构和统筹城乡发展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被写进文件。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成都市和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率先在全国开始拉开了城乡一体化大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从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阶段，国家陆续出台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四项补贴政策；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制定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2010年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了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族平等。2012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一是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基本有条件地放开了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点：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但重申了农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受法律保护，坚持土地用途管制，还严格禁止了未经法定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三是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今后出台就业等政策不再与户口性质挂钩，尊重农民进城与留乡的自主选择权。
贺雪峰教授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新中国60年取得成就的最基本的基础，是构成中国发展最大经验和秘密的中国模式。中国建立城乡二元体制的初衷，就是为了低成本地从农村提取经济资源，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还是要充分地尊重和利用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当前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核心并非收入的快速增长，而是农民支出不合理，农民尤其缺少作为生产生活基础条件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品。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存在巨大危险，农民可以回归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应该是消极的目标，应该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过去和未来能够保持“动而不乱”的原因是农村稳定，背后的功臣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
文贯中教授认为：理想的收入分配格局，追求的是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规则的公正，却不追求竞争结果的强制性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市场面前的平等是起点平等的主要基础。中国现在人为地维持起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还有很多，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十分主要而又特别丑陋的部分。作为二元结构两大支柱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都是公然歧视作为相对收入本来就已经最低的农民阶层的，因而和中国自称的社会性质特别格格不入。周天勇教授认为：我们应当秉承解放战争时对农民的承诺，应当给农民耕地、宅地、林地、草地永久租佃权，可以继承、入股、出租、交易、抵押等，农民永久使用的集体土地不经过征用直接平等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征地拆迁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
迟福林教授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社会进入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和大目标。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和公平发展权，重点在于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自从我国1984年完成联产承包变革、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后，在统治者分配中，政府在农村最大的目标是获得农民政治支持，并降低基层政权运行的交易费用，所以开始尝试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赋予村民自治权力，弱化乡村基层政权，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利益冲突加剧。最近给予农民同等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初步开始改变公共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的倾向；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制度，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在所有者分配中，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限长久不变权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农民身份自由和择业自由，为农民参与按劳分配奠定了基础；鼓励农民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经营者分配中，农村家庭经营给农民剩余索取权，鼓励农民发展非农产业。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关系的核心，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口。保护农村土地权利，保护农民工的人权价值，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还需要继续努力。
从统筹城乡发展，经过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到消灭三大差别，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体系和计划经济体系，都是具有自我强化功能的自组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如何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统治者分配的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如何形成产权更为明晰的所有者分配，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来引导经营者分配，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