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也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但毛泽东又迅速改变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路，转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迅速实现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城市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以重工业为主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建设农村人民公社时，起初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教训后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实行户籍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农民身份和择业自由。实行地区均衡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多。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形成了公共服务体系。但也引起路线斗争，形成短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路，邓小平将之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和90年代政府向企业的分权两次“分权让利”改革，经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1992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其基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形成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政府仍然控制主要经济资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实行宪政民主，是在共产党执政前提下的经济市场化过程。董辅礽、吴敬琏教授认为“效率+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形成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国家实力大大增强。
结构社会主义模式。在功能社会主义者看来，列宁、斯大林的苏联集权社会主义模式和毛泽东晚年的中国“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模式都是结构社会主义模式。结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手段，通过这两个手段可以形成“举国体制”，也叫国家动员体制，统治者对结构社会主义的青睐，主要是因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累功能，其在国家应对战争、自然灾害，抵御经济危机，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迅速改变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善了城乡居民医疗、教育等福利水平。为了实现追赶战略，靠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来迅速建立工业体系。其并非不顾社会主义功能、一味结构至上。但其注重积累而忽视消费，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尤其是轻工业和农业激励不足，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举国体制”往往可以短期内实现“国富”，而其代价往往是“民穷。”结构社会主义不能够满足精英阶层的利益需求，往往引起党内路线斗争。结构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政府腐败、缺乏民主和忽视改善人民生活有关。结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所注重的央企化、“举国体制”、凯恩斯主义仍然会长时间部分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内，注重增加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也是其体现。
功能社会主义模式。王占阳教授提倡“重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是普遍幸福主义。认为虽然事物的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表现，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功能方面而不是结构方面，结构（组织、制度、体制等）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功能，需要实践检验。王占阳认为功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结构至上的结构社会主义往往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失误，就是从功能社会主义转向结构社会主义。以“猫论”“三个有利于”等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重建了功能社会主义。当代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社会，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分配机制，资本主义“做蛋糕”，社会主义“分蛋糕”。我们认为：功能社会主义试图以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的统一来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矛盾，不迷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制度，而是强调实现普遍幸福才是社会主义，反对放纵原始资本主义，注重以社会主义限制和规范资本主义，实现新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同时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制度机制问题，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入新阶段，幸福、富裕、和谐、文明、民主、平等、自由等，成为执政新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转变，追求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可能会形成功能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模式无论是三种、五种还是七种，其实传统社会主义，可以包括集权社会主义、结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般实行集体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体制，是政治、所有制、交换方式三个不同层次相互强化的体系。原始资本主义实行个人主义、以私有制为主体、按资分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个互相强化的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产物。
2.社会主义的基本难题
市场社会主义难题：一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问题。即公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与收益人人分享之间的矛盾，以及管理权集中和监督者缺乏之间的矛盾。而计划经济中信息和知识的分散与决策权力集中的矛盾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基本随计划体制消除而消除，淡化公有制，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邓小平1985年认为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共同富裕。1992年则将公有制为主体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之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国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突破了把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定位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传统观点，强调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强调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似乎是走美国“大众持股公司”的道路。有学者认为股市可以化解社会主义基本难题，称之为“股市社会主义”。十七大以来，继续坚持和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之机，我国中央企业发展迅速，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国进民退”，甚至说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即将出台的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将从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入手。
虽然各类新社会主义理论都不谈所有制，让人觉得所有制可有可无，但国有企业的垄断及其高福利分配问题一直引起非议。2008年前，国有企业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随后开始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2012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是进一步区分所有者分配和经营者分配的体现。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国有制与市场竞争是否相容，国有企业因其软预算约束，存在过度竞争和过度难入倾向，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崩溃，应该促进土地国企业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寻找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困难的同时，试图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但有俄罗斯等国私有化的教训，改革很难形成共识，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只会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二是劳动力的人权价值如何实现。我国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力的人权价值越来越得到了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流行，市场化理念甚至进入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部门，造成房改后住不起房、医改后看不起病、教育产业化后上不起学。应该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劳资关系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在GDP主义指导下更愿意维护资方利益，工会不能充分发挥职能，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刚刚开始建立，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血汗工厂”，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刻不容缓。现在我国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滞后，不是政府没钱做，而是改革缺乏政治动力。缺乏工会斗争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缺乏议会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应该逐步推行人大代表直选，让人民监督政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突破了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论述。处理好劳动与资本、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分配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
三是如何通过民主和法制阻断官商勾结的腐败。中国的改革，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下而上的诱致型制度变迁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型制度变迁，改革受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影响，出现了改革使少数人受益，而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承担改革成本的现象。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主要推动经济改革，而基本搁置了政治改革。郑永年教授认为从2002年十六大“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目标的提出开始，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应该按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次序作为改革主体性方向。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官商勾结正在使中国陷入“转型陷阱”。郎咸平教授认为“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就是不能假借改革等名义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给穷人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和方式，只会引起暴力抗争。法治应该更好地追求公平正义，规范政府和资本的行为。
3.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现代资本主义并未因其腐朽性和垂死性而灭亡，却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值得注意。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形成高额垄断利润。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家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为了避免竞争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和被兼并的命运，就需要不断地通过技术进步来制造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