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农民市民化还直接关系到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效果。早在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又在于农业现代化。而实施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民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又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只有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定居，并在城镇中获得稳定的职业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和贫困问题；只有把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商业中来，才能实现农业的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农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而只有农村经济的充分发展，农民问题彻底解决后，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多数人民住在农村，挤在农业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唯有从宏观视野认识农民市民化问题，我们才能努力排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种种障碍，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第二节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命题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科学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是在他首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就不会产生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新论；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不能取得巨大的理论成果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巨大的实践成就。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前提。无产阶级制定各项政策应以事实为依据：同样，作为政策理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如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既学习和继承了前人积极的思想成果，又不被其所束缚，始终敏锐地审视现实生活，以此作为理论创造的基本依据。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到事实中，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反作用；阐明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是有规律发展并且是相互联系着的；阐明了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实践是真理产生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活动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在欧洲、北美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响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已走到了鼎盛时期，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仍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科学论断。所以，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贯穿邓小平城市建设理论
邓小平同志早在留法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他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是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核心和基础。邓小平城市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运用，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学说，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及人的现实活动，即实践出发，得出了前人所未曾得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领导人民群众改造社会、争取自身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邓小平发扬了我党实事求是这一优秀的传统和作风，并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邓小平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深刻地贯穿在了他建设城市的思想和观点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伴随着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由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关系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增民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它突破了所有制的界限，由单一的经济形式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层次的综合性发展；突破了城乡间的地域，由城乡各自分割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的辐射力越来越大，乡村的支柱作用越来越雄厚；突破了行业、产品界限，由单行业、单产品变为多行业、多产品、农工商、贸工农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突破了交换分配界限，由单纯的产品交换，转变为向生产要素的交融方向发展；突破了消费界限，由城乡差距悬殊变为某些商品需求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状态。这种结果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城乡协调发展方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各“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厂，搞好农业生产”。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中国有80%以上的人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建设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城市的建设发展决不能脱离乡村这个基础，单纯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不仅不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城市发展本身也将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在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三农”问题上，邓小平尊重实际地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确立了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因此，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应当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此，邓小平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水平，应该说这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科学举措，是适合中国特点的城市化道路。
二、系统的辩证法
邓小平是辩证法的大师。他虽然没有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辩证法的大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中国特色城市理论，既是在辩证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又处处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邓小平同志讲：“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不仅是辩证思维的提倡者，更是严格辩证法办事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城市化思想创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1.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相结合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理解和把握这一关系是辩证法办事的关键。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向题。”也就是说，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共性必须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必须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是有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创造的又一思想基础。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本身就体现了矛盾的普遍和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与统一。列宁说过，在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包含着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个别一定与一般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列宁的这个论述，完全适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这一命题中，“有中国特色”是个别，是个性；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般，是共性。一般必然离于个别之中，个别又包含着一般。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存在于“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真理都是具体的，作为社会主义共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形式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模式，它只能通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来，否则，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会落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共性寓于“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而作为“中国特色”的个性，又包含着作为社会主义共性，社会主义特征。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共性，这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邓小平始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里，放在首位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社会主义必定带有民族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邓小平并不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他的思维基点是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会见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公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从苏联模式来看，苏联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邓小平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系统的辩证发展观统领邓小平城市发展思想
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化思想中，贯穿着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关于客观事物辩证发展和人的主观思维辩证发展逻辑统一的丰富内涵。邓小平城市化思想要求在确立正确认识论路线和思想路线下，运用对立统一学说和系统协调发展的思想，研究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规律。它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整体、重协调、重稳定、重和平发展的思想养料，并在新时期城市化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运用，成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其本土化、民族化的典范。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发展思想里透露出了其作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所具备的深刻的系统辨证发展观。
面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特点，邓小平提出了极具实效性和远见性的战略构想。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为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