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城市的产生与分工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了常识产生的历史性因素：“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市的出现最初源于人的需要，具体说与满足人对义务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由此而引起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织布业是工厂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最主要的行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衣着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积累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自身需要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多技艺并很快就分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内在本性，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由此可见，形成这类城市主要产业——纺织业是源于农民对自己衣服的需要，由这种需要而产生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进而形成了城镇——城市。这类城市以手工业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小城市，只有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才形成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正式机器大工业导致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产生，即生产要素由相对集中逐步发展到高度聚集，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为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为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这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这就决定了大工业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恩格斯形象地描述了大工业时期城市产生形成的过程和主要原因。不同职业的人在大城市中能够生存也正是由于人们的需要结构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2.共产主义的人学内涵深入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
在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深厚的共产主义性质的人道主义的内涵。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争取人类自身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在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中贯穿着争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彻底解放，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实现世界大同的主线，它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创造化发展。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综合发展的结果。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经济转轨和工商业企业的全面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城市社会问题，其中，下岗和失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从根源上讲，失业源于市场经济本身，且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当失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并将会严重影响到人心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存在，并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他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就敏锐地认识到城市失业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并对解决好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失业主要在大城市。……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这是确保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及城市中的妇女、老弱、残疾者，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不仅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具体体现。为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强调指出：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在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如何搞好此项工作？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各级工会组织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的各级“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他强调：“无论要做好以上哪一项工作，工会组织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充分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凡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他指示城市管理人员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景况，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群众路线。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城市管理思想是推进我国改革事业不断走向深入，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三节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形成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西南——准备阶段
邓小平是位非同寻常的高明的政治家，具有高超的个人政治智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运筹帷幄的依据，决策上既坚持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邓小平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离开西南，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领导西南全区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的重任压在了45岁的邓小平身上。西南解放时，迎接人民解放军接管的不仅有欢呼、掌声和鲜花，国民党溃逃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也同时摆在了面前。西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众多，条件艰苦；历来是封建割据之地，封建势力强大；社会残破，经济凋敝。1950年4月28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机关干部形势报告会上作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的讲话。指出在和平环境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同时提出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加强城乡交流，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通过修筑成渝铁路，带动百业发展，稳定了人心。
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党的任务也由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国家建设。在当时就是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任务的不同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党实现从革命到执政角色转换的必要性。党要取得领导国家建设的成功，就必须实现这个转换。
执政是一项比革命更艰巨、更复杂的任务。它要求党必须统筹兼顾、驾驭全局。既要重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同时也要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城市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广大的农村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而城市却有着较强的工业和商业。党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如果城市工作做不好，我们取得的民主革命胜利也会因得不到巩固而走向失败。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对城市建设工作十分重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站在政治和社会的高度，针对城市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一系列要重视城市建设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建设是城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必须把城市建设放在应有的地位来抓紧、抓好。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应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尤其是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最薄弱的城市建设等问题。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明确指出，城市建设是城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城市生产事业，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根据毛泽东关于做好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邓小平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这段话反映出邓小平有关城市建设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把市政建设管理（城市建设的主要部分）与工厂、矿山、交通相提并论，市政建设在城市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把市政建设视为近代工业，打破了把市政建设看成是修补城市道路或打扫街道的简单劳动的陈旧观点，对市政工作的产业性、技术性、系统性做出了科学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适应执政这个角色，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要努力学会城市的生产管理，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邓小平之所以从政治和社会的高度反复强调重视城市问题，是因为他在当时就充分地看到了城市在我国的特殊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作为党、军队的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理论实践上的探索为其城市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